刘庆林（湖北日报报业集团 430077）

我的家乡曾经是一个河湖环绕的穷乡僻壤。“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是它昔日的真实写照。一场暴雨，就可以使它变成水乡泽国。西流河的河堤上，经常络绎着逃荒的人流。糠菜伴着我度过了饥饿的童年。幸运的是正当我七岁那年，解放的炮声驱散了弥漫在祖国上空的乌云。在“东方红，太阳升”的歌声中，我走进了学校。学校是由一座临河的破庙改成的，徒有四壁。除了教材外，没有任何课外读物，当然也看不到报纸。以后上了离家有七八里之远的乡村中学，因为家穷，交不起每月7元5角钱的伙食费，我大部分时间是早去晚归，一天两头黑地来回跑，根本看不到报纸。直到进了县城的高中，我住读了，才有机会在学校阅览室里读报。那上面刊载的各种新闻，把我带到了一个广阔的天地。我从报纸上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所没有的东西，尤其是那些国际新闻，不仅开阔了我的视野，而且使我萌生了当记者的美梦。其时的想法相当天真，以为当记者可以天南海北地跑，既可以增长见识，写自己想写的事，又可以出名。那报上署名的“本报记者”，在当时的我看来，无不金光四射，成了我神会的偶像。

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我的家乡穷则思变，建了一座规模在如今看来不值一提的水坝。我从学校回家，听说有一位新华社的记者正在那里采访，连忙赶去看稀罕。那时，“记者”这个称谓在我的心目中是相当神圣的，我想看看记者究竟是怎么样的。可当我兴冲冲赶到那里时，已人去楼空，心中很有几分怅然。这当然是很可笑的，但从那时起，我的记者梦更为灿烂起来 。在高考填志愿表时，我填的是清一色的中文系，就是想大学毕业后，当一名记者，走南闯北，录下时代前进的足迹，为人民鼓与呼。没想到我进了哲学系，在思辨的王国里漫步了五年。更没想到的是，大学毕业时，正逢文革，我和我的同学们被一艘火轮拖到了洪湖县大沙湖军垦农场，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过起了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在牛屁股后面转悠了将近两年。当我犁了一天地浑身像散了架似地躺在床上的时候，我曾悲观地认为，我的记者梦恐怕要胎死腹中了。“教育”完毕，我被分配到一家区供销社专卖坛坛罐罐，研究起了买卖的“辩证法”，像阿庆嫂唱的那样：“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只不过她是“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我则是“坛罐伴日月，和泪煮流年”。就在我的记者梦濒于破灭的时候，命运之神却为我打开了一扇理想的大门。我的爱人从湖北中医学院毕业后，因伟大领袖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失去了接受“再教育”的良好机会，径直分到了鄂南的通山县，在九宫山下的一个小镇上当医生。为解决两地分居，我毅然舍弃了那些美好的、人民群众不可以须叟离开的坛坛罐罐，调到了山区。报到那天，县人武部副政委、革委会宣传组组长（当时还没恢复宣传部）韩大清同志找我谈话。他说：“通山很穷，有文化的人不多，湖北日报一年露不了几回脸，你是学文的，就留在县里当通讯干事，试试吧。”没想到这一“试”，竟决定了我人生的坐标，自此结下了文字之缘。

通山通山，通统是山，山山相环抱，走路云里钻。这是流行在通山的一段民谣。县城在两山夹峙之间，长不过百米，东头放屁，西头听音。富水河穿城而过，汇聚一路的山泉，奔腾不息。工作的艰苦是可想而知的，而我却非常珍惜这一份工作，以为是找到了圆“记者梦”的天梯，成年在崎岖的山间小道上穿行，追寻报道的人和事。那时山里的生活很苦，加上“文革”期间，又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剁鸡头，砍鸭头，拔菜头（这些东西都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要剁之砍之拔之），搞得山民如黄连树上吊苦胆，苦上加苦。交通又相当不便，下乡大多靠步行。更为困难的是，山民讲的话如“鸟语”一般，听起来如同听“天书”一样，不知所云。我只能从他们的手势和眼神，来捕捉他们讲话的大意，根本无法形成稿件。几个月下来，没有只言片语见诸报端，急得抓耳挠腮，寝食难安，见到韩副政委连头也抬不起来，生怕将这碗饭给“试”掉了。但我没有轻言放弃，我笃信“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的古训，悉心揣摩“鸟语”的发音规律，终于找到了对话的门径。在弯弯的山道上，我看到那倒挂绝壁的青松和掀翻石头的竹笋，惊叹造化的神奇之功，同时也更激发了我和命运抗争的勇气。我曾和山民们一道就着酸泡菜啃红薯，一道辟山造田，一道在“松明灯”下学“毛选”，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之中的许多感人事迹，曾使我激动得无法自抑。人民群众那种顽韧的生存伟力，那种与命运抗争的精神，那种对党的无比热爱和忠诚，化成了我的精血，给了我直面人生的勇气和信心，激励着我奋发工作。当我在报上发了几个“豆腐块”后，湖北日报的领导和一些热心的记者编辑对我鼓励有加，乃至设法将我调进了报社。他们的举荐之恩，我没齿难忘。

我是在粉碎“四人帮”那一年调进报社的，初在咸宁记者站工作。当我领到那梦寐以求的“记者证”时，曾激动得彻夜难眠。春风惠我，我何以惠春风？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当一名让党和人民放心的记者，不能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厚爱。当时的咸宁地区除现在所辖的县市外，还包括武昌县、鄂城县、阳新县，报道面是很宽的，而当时的记者站只有二三名记者，工作量是很大的。我们除每月一次的碰头会外，大部分时间在乡里跑。县与县之间通了公路，而到乡下采访还得靠步行。吃饭要么在公社食堂，要么在农民家里。每顿饭交半斤粮票，一角五分钱。那时风气正，没有如今请客送礼那一套。鄂南产茶，买斤茶叶，照价付钱。从此县到彼县，自己赶车，没有车子接送。就是在县里采访，临到开饭了，也是本子一合，掏钱吃饭。记得1976年6月底，我在通城县采访县委书记余新员（后来调任咸宁地委副书记），老余并没因为我宣传他，对我另眼相待，陪我就餐。我和县报道组的刘传奇同志为了采访他艰苦奋斗的事迹，到他蹲过的点上去采访，他也没派车接送。我们徒步翻山越岭，采访农家，掌握了大量感人的事迹，写成了通讯《永远进击的先锋战士》，在本报头版发表后，新华社随之转发了通稿。此后见了老余，他也没有什么热情之举。在当时，我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作为记者，宣传典型是我应尽的职责，不应有额外之求；作为老余，他立党为公，勤政为民，应该得到肯定和赞扬，没有必要投桃报李。在如今看来，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而在那时节，我们双方都相当真诚，彼此信任。当年，在我们这一行里，流行着一句“行话”：脚板底下出新闻。就是说，记者应该是“跑者”、“行者”，像孙行者那样，上天入地求之遍，跑的多，问的多，想的多，才能发现新闻。泡在会议和简报中，是难以写出真正的新闻的。成天坐着车子转，进餐喝的像醉虾，云里雾里瞎折腾，见礼品就收，见红包就拿，这样的记者要是能写出好新闻，岂非咄咄怪事！

我原以为当记者是一件很风光的事儿。那个所谓“无冕之王”的称谓，曾一度使我神往不已。但当我实实在在地走进这一领域时，我才发现，当一个好的记者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记者应该是社会的良心，代表公理和正义。他不是简单的传声筒。他首先应该是一个思想者，而思想者往往是痛苦的，他肩负的重担永远也不会轻松。他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事业心，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前途、人民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还得有敏感的政治神经，思想的车轮处于不停地转动之中，思考现实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开掘其潜在的精神内核，在“风起于青萍之末”时，就写出具有积极导向作用的作品；他必须具备优秀的人文素质，用科学的世界观总揽全局，洞幽探微，发现新事物，研究新问题；他还得有甘于为人作嫁的献身精神，恪尽职守，认真对待采访或编辑的每一篇稿件；同时，他还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以过硬的笔力，及时而准确地展现时代迅进的足迹。他必须讲究职业道德，不能戴着记者的桂冠去干那些鼠窃狗盗的勾当，为一己之私利而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一个人格低下行为猥琐的人是绝对当不好记者的；一个想在这个行列里寻找升官渡的人，面对的只能是难以逾越的滔滔洪水，难达彼岸；一个企图在记者这碗饭里淘金的人，实际上已沦为精神的囚徒，时刻面对着道德法庭的审判。唐代的史学家刘知几提出史官要讲究史德、史识、史才，秉笔直书，不为王者讳，不为尊者讳，不为贤者讳，这样才能编出信史，供后人借鉴。他撰写的《史通》，就是一部信史，至今仍为史学家所称道。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昨。所以，新闻记者也应该而且必须德、识、才兼备，惟其如此，才无负于“中国新闻记者”这个光荣称号。

自从参加新闻工作以来，我就奋力朝着上述目标迈进，少有所获。在农村改革向深度发展的时候，我写了兀立潮头锐意进取的年轻企业家（《昨天已经古老》），揭示了农村昨天的古老、今天的新貌和明天的辉煌；在人才大量外流的时候，我写了放弃国外优厚待遇报效祖国的科学家（《博士，你在想什么》），张扬了中国知识分子高尚的人格精神；在改革之潮拍天而起的时候，我写了《黄鹤归来开新宇》，纵情讴歌改革给我们这个一度僵滞的社会注入的生命之源；在艺术体制改革刚刚提出的时候，我写了《春风春雨催潮生》，纵谈了艺术只有挣脱旧的茧壳才有出路等等。我采写的一些人物，有的已成为博士生导师、两院院士，有的成了全国十大青年企业家，有的成了享誉国内外的知名艺术家，还有一些新闻杂文作品被外报外刊转载。但总的来说，我写的还是太少太少，先天的不足和后天的失调，延缓了我前进的步伐。我这里讲的先天不足，主要是指我的知识储备不够，穷乡僻壤给我的惟一财富，就是祖祖辈辈的那种吃苦精神，而偏居一隅，闭目塞听，却严重禁锢了我的思想；后天失调则是指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太多的政治运动，正是鼎力冲刺的时候，却遭遇了十年文革，美好的岁月在大批判的呼啸声中付诸东流。我感到幸运的是迈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们的共和国洗涤了身上的烟尘，如日方升，踔厉奋发，为一切有识之士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而这时的我，已经人到中年，就像长跑运动员一样，过了年龄就失去了最佳的冲刺状态。其时，我又蒙组织信任，负责文艺体育方面的宣传工作，成天为人作嫁。我常为修改别人的一篇文章而苦思不已，为斟酌一个标题连吸好几支烟，有时为核对一句古诗的准确真伪而翻阅这个作者的全集，耗费了大量时间。我本来是个不太喜欢体育的人，但责任在身，遇到大型运动会，还得率队前往；或者上夜班，编发一线采访记者连夜发回的报道，直到夜阑更深。时间就这样从我的笔下流走了，我得到的却是花甲逼近，两鬓飞霜。但我无怨无悔。因为我今为人作嫁，当年别人也曾为我作嫁。没有河谷，哪来高山？特别是看到和我共事的同行佳作迭出，长足迅进，一个接一个地入了党，又一个接一个地提了干，先后成了一个部门或一张报纸的负责人，我更是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喜悦，认为这是时代对我最好的回报。

现在，我的记者梦虽然已经打上了句号，但我仍然非常羡慕那些年轻的同行。他们从一开始，就在一个安定良好的环境中学习、成长。他们既受到了系统的理论教育，也免遭了许多不必要的干扰，而且又欣逢盛世，起点很高，这一切，为他们开展创造性的工作提供了非常优越的条件。我羡慕他们，但我并不嫉妒，非但如此，我还为之感到由衷的高兴。新陈代谢是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前进的接力棒总要一代一代传下去。在这个春光烂漫华彩四溢的美好时代，年轻的同行们肯定会超越我们，谱写出更精彩的华章。

在本书（《思痕屐齿录》－－编者注）即将付梓之际，我写下这段话，和我的同行们共勉。（编辑：徐蟾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