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根（湖北日报报业集团 430077）

在我退休前夕，我曾将“文化大革命”后撰写的十几篇历史方面的文章和九十来篇时评合集，以《古今世事评说》的书名自费出版，想以此对我这近30年的文字耕耘画上一个句号。去年年底，湖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决定，本集团获得过湖北省新闻界最高奖－－“湖北新闻名人奖”的人均可选文结集出版一本书。于是，我不揣浅陋，从《古今世事评说》中选取了几十篇新闻评论和理论文章，再加上我退休后写的一些文章，就凑合成这本《石泉松涛集》。

为什么叫《石泉松涛集》？一是因为我的笔名叫石松，书名中含有笔名；二是书名蕴含着书中各篇文章的意境和背景。

早在“文革”前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喜欢写点文章投给报刊，自己起了个“石松”的笔名。当时，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全国出现了饥荒甚至饿死人的现象。外部不仅有帝国主义的封锁、压迫，而且，原先我国“一边倒”倒向的苏联“老大哥”也与我国反目成仇了。于是，报刊上宣传和提倡“不作湖边柳，宁为石上松”的精神和品格。受此影响，我便以“石上松”自勉自励。此外，经历了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勤工俭学”等运动，深感入大学两年多了，没有读多少书，很想静心读书。我特别欣赏唐朝著名诗人王维在《山居秋瞑》中的两句诗：“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心想，若能在此幽深宁静的环境中读书那该有多美啊！于是，从每句诗中各取一字，以“石松”作为自己的笔名。

书中的文章都是“文革”后改革开放的年代写的。国家结束了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告别了十年内乱，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政治走向清明。我的编辑工作也从组织、编辑大批判文章转到主编《学习》和《理论周刊》。在编辑工作之余，自撰的评论和理论文章，一改过去“文革”中常有的“居高临下”、得理不饶人、“无限上纲上线”的“大批判”做法。文章力求做到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不再是急风暴雨式的灌注，而是“春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即使有声，也是涓涓细流，泉水叮咚；即使有政治风波，文章也要如风吹松林，涛声一片，使人感到合情合理，易于入耳、入心。这是书名取《石泉松涛集》的第二层含义。

既然是新闻作品选集，为什么我的这本书少有消息、通讯等新闻作品，而多为评论和理论文章呢？这是由我的经历和工作性质决定的。所以，话还得从头说起。

我在大学本科和读研究生期间，学的都是历史。研究生毕业后先留校后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工作，也是与老古董打交道。这样，年轻时就养成了眼睛“向后看”的习惯，心思集中在中国的古代。另一方面，我在北京的三年多时间，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全国大乱的时候，目睹“城头变幻大王旗”，“今为座上宾，明为阶下囚”等纷繁混乱、变幻莫测的现实，实在令人感到头昏眼花。对现实搞不懂，“很不理解”，自然就不感兴趣，甚至想逃而避之，避到我心向往之的古代历史中去。

“文革”革了文化的命，践踏了历史文化传统；“文革”的浪潮也彻底冲破了我的梦想。1969年秋，被“彻底砸烂”的文化部及其直属单位，从部长到炊事员“一锅端”端到了湖北咸宁向阳湖“文化部五七干校”。我作为文化部系统的一个“臭老九”，当然不可能“幸免于难”。更令人心寒的是，当时干校的最高领导－－“军宣队”负责人在大会上宣布：五七干校的学员要“扎根向阳湖”、改造一辈子、“葬身向阳湖”。干校的生活和劳动条件是十分艰苦的。春节刚过、元宵节未到，我们就穿着短裤在刺骨冰冷的泥水中挖水渠。在二三月阴雨连绵的日子里，穿着湿透了的破棉袄冒雨整水田。三伏天抢收抢种的“双抢”季节，天刚亮就出工，一直干到日落西山后晚上八点钟左右才收工。常常冒着40多度的高温，头上顶着烈日，脚下冒着热气，在大蒸笼般的湖田里割稻插秧。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再加上高强度的政治压力，我们的精神负担是沉重的。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结束“劳动改造”，能让我们这些文化人真正干文化工作？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逃脱“葬身向阳湖”的命运，让我们一家四口远隔千里分三处的家真正成为一个家？

经过三年的煎熬，苦闷、绝望中迎来了希望。湖北日报社要我去做编辑工作，并承诺把我的爱人调到武汉来工作。尽管我当时并不喜欢政治性很强的新闻工作，但终于盼到了一份工作，终于可以拥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家，心里十分高兴，欣喜若狂。就这样，我这个学历史的人走上了新闻工作岗位，从“昨天”走到“今天”，从事反映现实服务现实的新闻工作。

也许，今天的历史就是昨天的新闻，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历史和新闻并不是完全割裂和对立的两端。其统一之处还在于：中国的新闻工作与史学工作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可能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报社领导根据我的特点把我分配到编辑部评论组（不久即改称评论部）当编辑。这一干就是近30年，直到我退休。其间，机构和名称虽有所变动，评论部→理论文艺部→副刊编辑室→理论文艺部→评论理论部，但我做的一直是评论和理论宣传的编辑工作，而且主要是理论宣传工作。正是这种比较稳定和单一的工作，决定了我虽在新闻单位工作却鲜有新闻作品，收入这本集子的文章主要是评论和理论宣传文章。我也写过一些消息和通讯，有的还刊登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位置，获得过好评，但我觉得这些新闻都只有一两天的生命力，早就成为过眼烟云，不值得作“忘却的纪念”。

那么，收入这本集子的文章就值得付梓并传诸后人吗？坦白地说，这些文章大都是按照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紧跟中央和省委的工作部署，以尽量快的速度赶写出来的。新闻评论和新闻纸上的理论宣传文章讲究的就是“新”和“快”，容不得你慢吞吞地“十年磨一剑”。缺乏仔细琢磨和反复推敲的“急就章”，难免粗略浅陋。更由于自己理论功底不深，观察、鉴别、判断的能力不强，作文除粗浅之外，偏颇之处也在所难免。尽管如此，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这些文章，大体上都还能站得住脚，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和实践的检验。这本文集不仅反映了我在近30年的编辑生涯中思想观念变化发展的“历史轨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改革开放20多年来党的基本理论发展的进程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书中不少篇章所阐述的观点、观念和道理，并没有因时过境迁而失去其宣传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特别是我对费孝通、张舜徽、金冲及、陶德麟、黄旭华等著名专家学者的专访，记录了他们的真知灼见，透出了他们的智慧之光，至今读来仍能给人以诸多的启迪。所以，尽管这本文集既无惊世骇俗的高明之见，又无振聋发聩的醒世恒言，但还是值得出版发行的。

这里，我不妨拿几篇文章作举例说明。如本书开篇《认清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动力》，写于1979年。文章指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但不能代替生产发展的内在动力。生产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不断增长的消费需要和满足这种消费需要的生产水平之间的对立统一。因此，国家应十分重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需要和物质利益。该文从理论上拨乱反正，澄清了一些思想混乱，至今仍未失去其在经济建设上的指导意义。又如，《轻纺工业不能重复建厂》一文，写于1980年，分析了低水平重复建设、盲目投资的危害性，见识较早，现在也还有针对性，具有举一反三的借鉴意义。又如，《社会主义社会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一文，写于邓小平同志1992年春天南方谈话发表不久。文章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而是经常变化的动态过程。其经常变化发展的动力就是改革。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较大的良好反响，对帮助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改革的深刻意义和重要性，至今仍有一定的辅导作用。再如，《谈社会主义的义利观》一文，回答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义和利的关系问题，阐明了社会主义的义利观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指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社会主义的义利观，以及加强新义利观教育的必要性。这些，在现在和今后都有一定的启迪作用。限于篇幅，书中值得一读的文章我不能再一一列举。当然，文集的价值如何，不能靠作者的“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来判断，而只能由读者诸君来认定。我诚恳地期待着读者的批评指正。

作为一个编辑，其本职工作就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即使是工作努力，业绩非凡，算个英雄，也是无名英雄。我曾多次玉成他人的名篇佳作。其中颇有几位藉此提高了知名度，甚至升了官或提为教授。有些见诸报端的文章凝结着我不少的心血，但最终还是“他人的嫁衣”。对此，我无怨无悔，甚至感到欣慰。不过，有一篇百分之百是我写的，却没有把它收入文集的好文章，不妨借此机会作个说明。

那是1996年6月，熊家余同志与我共同策划、由熊家余同志单独采写的通讯－－《由邯钢经验引出的话题－－有关劳动消耗转化管理方法试验搁浅的反思》发表以后，从省直机关到地市州县，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我们紧接着组织有关人士围绕这个“话题”在报纸上开展书面讨论。讨论的主题是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狠抓落实。这场讨论紧密联系湖北的实际，抓住了要害，切中了时弊。讨论很热烈，也很深入，受到了省委领导的关注。于是，我们想请省委书记为这场讨论作个总结。经省委领导同意，由我起草了《解放思想，狠抓落实，加快发展》一文，作为这场讨论的总结。文稿经省委书记过目，通过了，一字未改，发表于当年10月9日的《湖北日报》头版。这篇文章连同熊家余同志的那篇通讯和谢双林同志的一篇文章，作为一组系列报道的代表作，荣获第七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因为这篇文章是以省委书记的名义发表的，所以，这次文章结集出版我没有把它收入自己的文集。我这番实事求是的说明，绝无争名夺利之意，只是想给后人留下一段真实的历史，共同体味一下编辑的酸甜苦辣。（编辑：徐蟾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