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梗《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全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意在使国际社会能通过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阻止全球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京都议定书》则是其具体化。

《京都议定书》的内容是实现公约的第一阶段安排，所以只涉及工业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为了确保减排目标实现，议定书特别规定，必须有占1990年发达国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55%以上的发达国家的批准，议定书才能生效。美俄两国排放总量即占53.5%(美36.1%，俄17.4%)，美国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曾于1998年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2001年3月，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借口，宣布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于是俄罗斯的批准就成为达到55%这个“门槛”的惟一可能。

在经历了激烈的内部纷争后，2004年10月22日和27日，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和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分别批准了《京都议定书》。2004年11月18日，俄罗斯终于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正式递交了批准书，该协议正式达到生效的条件。

“第二减排承诺期”开始谈判

即便今天，占世界人口22%的发达国家仍消耗着世界上70%以上的能源，排放着50%以上的温室气体。基于此，“京都模式”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达成了一个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不平等条约”。具体体现为：议定书规定了发达国家在“2008年-2012年第一减排承诺期”内的减排目标，欧盟8%，美国7%，日本6%……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减排义务。

16日《京都议定书》生效了，也将同样无法回避一个老问题：因为各国承担减排义务“不平等”，“京都模式”是否能成为一个有效的制度？由于《气候框架公约》缔约国将在今年就2013年以后的“第二减排承诺期”开始谈判，“京都模式”能否继续适用也将成为一个疑问。

中国是该公约第37个签约国，于1998年5月29日签署。1997年，中国经过艰苦谈判，顶住了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的“自愿承诺”减排的条款，为中国经济发展赢得了宝贵的不受外来干扰的十多年时间。那么，十多年以后呢？据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计算，发达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到2010年将降到32%，2020年进一步降到29%；相反，目前不承担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却将达到全球排放总量一半以上。可以预料，在2005年的谈判中，发达国家将会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相应的义务要求，而中国必然成为其“关照”的重点。

中国面临巨大压力

从总量上看，目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位居世界第二，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居世界前列。

然而，虽然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京都议定书》只为发达国家规定了具体减排义务。但由于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数量的快速增长，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参与温室气体减排或限排承诺的压力与日俱增。

中华环保联合会副秘书长李恒远告诉记者，如果我国长期不承担温室气体控制义务，我国在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活动中遭受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如处置不当，有可能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

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借口之一，就是议定书没有规定中国、印度、巴西等主要发展中国家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

虽然美国的上述观点严重背离了公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但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我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面临巨大压力。

据介绍，1990-2001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净增8.23亿吨，占世界同期增加量的27%；预计到2020年，排放量要在2000年的基础上增加1.32倍，这个增量要比全世界在1990年到2001年的总排放增量还要大。预测表明，到2025年前后，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很可能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从人均来看，目前我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到2025年可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虽然仍低于发达国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水平，但已丧失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低的优势。从排放强度来看，由于技术和设备相对陈旧、落后，能源消费强度大，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比较高。

在《京都议定书》的谈判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在反对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设立减排义务问题上获得了极大成功。然而，由于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的迅速增长，发展中国家想再根据“历史责任”继续获得完全免除，显然不现实。而且发展中国家在是否应该承担减排或限排义务问题上也并非铁板一块。在公约第四次缔约方会议上，阿根廷作为东道主，就曾呼吁发展中国家“自愿承诺”。与发达国家一样希望发展中国家减排的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小岛国联盟等。

2004年10月8日，温家宝总理在越南河内会见参加亚欧首脑会议的英国副首相普雷斯科特时表示，中国愿与包括英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在继续支持京都议定书模式的同时，探讨适合各国国情，并能充分调动各国积极性的对付气候变化的办法。

中国如何应对国际环保条约

就在《京都议定书》生效之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刘江表示，中国将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承诺的义务，同时希望发达国家在率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刘江表示，议定书的生效，标志着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进入新阶段。中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积极寻求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

刘江表示，中国将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坚持不懈地贯彻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继续致力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开发和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活动，为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政府将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指导作用。公约所确定的各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是指导气候变化谈判的基础；将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采取行动，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变不可持续的奢侈消费方式，走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道路。

中国政府主张，正确把握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的平衡。减缓和适应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前进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今后的谈判应当加快适应方面的进程；要从战略高度认识技术开发与转让的必要性，把重点放在具体行动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