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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的丰富与发展


(2005-02-25 10:25:50)

江 山 姜歆远(湖北电视台教育频道 武汉 430071)

“回到陆定一定义”;范长江的独特思考

在新闻实践和理论摆脱了“文革”中“假大空”和“语录新闻学”的最初时期,对陆定一同志在四十年代《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的重温,使得该文对新闻的描述在八十年代初期重新成为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和相当权威的定义,新闻界在新闻是对事实的报道这一点上重新达成了共识。陆文可以说是中国新闻界对新闻本体进行理论思维的一次里程碑式的尝试。

此前,虽然有徐宝璜、邵飘萍、方汉奇等一大批新闻学者对新闻的基本规律进行探索和研究,但基本上是在具体的实践上进行经验总结和思考。陆文提出的“新闻是最近发生的重要事实的报道”、“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观点,至今仍是我们对新闻的本质进行思考时的出发点。

虽然陆的观点到目前仍然具有的这种历史意义,但他的阐释,只是吹响了向新闻本体论这一深邃的领域进军的第一声号角,它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但在上面标刻的却是起点,而非不可逾越的终点。

范长江同志凭借其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素养,提出了“新闻,就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这一理论表述。范长江同志的表述虽然在字面上沿用了“事实”这一概念,但实际上却包含了他对新闻本质的独特的思考,他主张的事实并非“事实决定论”的事实,更不是“作者中心论”的事实,而是以受众为中心即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事实,虽然他没有运用这个词,但其思考深度甚至超过了同时代的西方传播学研究者。他的“欲知、应知、未知”都是以老百姓为中心、为衡量标准的,涵盖了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的各个层面。范长江的理论思路真正坚持了“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事实是第一性,新闻是第二性”的立场。他为事实和作者的主体性指明了共同的方向:这就是老百姓的需要。他指出事实是第一性的,但决定什么样的事实是第一性的事实,最终权力不是新闻作者而是新闻受众,这就把“事实第一,新闻第二”的观点真正落到实处。

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引入新闻学

八十年代中期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在整个中国学术界的火爆和西方传播学的引进,使“信息”在新闻研究中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时髦名词,泛化地使用“三论”的概念在新闻学界也成时髦。很多研究者开始把“三论”和结构学的新名词、新概念引入新闻学的研究,提出新闻信息论的观点,认为既然科学上已经证明物质、能和信息是物质存在的三大形态,则把新闻归属于信息至少可以不犯唯心主义的错误。①在持新闻信息观的人的眼中,新闻信息好象可以自然而然地从事物传递到人的头脑中,则新闻的本体问题也随之迎刃而解。

不容否认,将新兴学科的概念、方法、体系介绍进中国,确实启发了新闻学术界摆脱就事论事的经验总结式的理论思维定式,开始从更加广泛的视野中看待新闻现象,但由于“三论”和西方传播学的介绍,与当时中国的新闻理论的框架没有水乳交融,因此表现出生搬硬套的焊接痕迹很重。图解式地自话自说,无法回避本体论问题的基本矛盾。

最大的也是最早面临的问题是信息是什么。信息在自然科学中的定义是明确的,它的创造者之一维纳说:“信息就是可以解除不确定的东西”。②并且维纳本人在将信息这个概念引入“人”的因素时说:“信息是人们在适应外部世界并且使这种适应反作用于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同外部世界进行交换内容的名称”。③但当人们试图再加以引申时,维纳说:“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④由于把信息作为基本概念引入新闻的研究者的根本理论兴趣是非本体论的,或者是取消本体论的,因而他满足于信息的宽泛的含义,或者是直接借用控制论意义上的信息概念、或者把信息理解为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通过某种物质载体所传递的消息、情报、指令、数据的基本形式。

由于信息是无所不包的,因而将特定的新闻信息与广泛意义上的信息区别开来的最显而易见的方式就是载体的不同,那么新闻信息就是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工具传递的信息。就这种理论思维本身的逻辑而言,它的形式是异常清晰的,并且把新闻看成是“新近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信息”,用“信息”取代“报道”确实有助于摆脱传统的作者中心论的影响,因为“信息”本身有双向的含义,把新闻传播更多地当做一个过程、一个双向交流的机制。

这样的新闻信息观虽然对新闻传统理论有重大的突破,但由于其理论兴趣的基本动因在于改变“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主要把新闻看成是一种宣传工具,教育群众的工具、制造舆论的工具、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传统观念,认为把新闻确认为信息有助于推进新闻改革、有助于更多地关注新闻传播信息的功能。⑤

那么,站在本体论的立场考察信息,对信息做出本体论的阐释,而不是随心所欲地宽泛地使用“信息”的概念,将有助于提示信息的本质、提示信息与新闻的关系,最终发现新闻的本质。

范长江同志的新闻定义中虽然没有用“信息”这个词,而实际与信息论的观点却不谋而合。新闻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未知的重要事实。未知,是新闻传播的前提条件:不确定性--问题的存在;欲知,希望解除不确定、回答心中的疑问,是新闻传播存在的必要条件;应知,是整个社会作为一个大系统对新闻传播规定的约束条件;广大群众:是新闻信息的服务对象及最终评判者;事实是新闻信息的基本形式。

八十年代中期的信息论引入新闻学和实践中,信息更多地被当作一个量的概念,而不是质的概念,“增加新闻信息量”的提法,不仅在新闻理论界而且在新闻实践工作者那里得到响应,“信息量”在新闻实践中确实起到了更新观念促进新闻改革的作用。

比较研究和“传播学中国化”的提出

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响亮地提出“传播学中国化”的口号,文化差异、制度差异日益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其大的背景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正式确立和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因此,主要特点是从单纯的介绍向比较研究的转变,不仅有西方的传统新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比较,更有中国内地与台、港、澳新闻的比较研究,不仅有制度方面的比较,更深入到文化的层面进行比较,研究更加符合国情,认识国情开始成为突出的特点。

1993年,权威的中国社科院新闻学术杂志更名为《新闻与传播研究》,并在首期上明确提出“传播学中国化”的倡议,这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传播学这门新兴学科要扎实地长入我们自己的泥土,必须先经历文化差异的冶炼。⑥而且新闻理论研究的选题也更加注重解决中国新闻实践的问题,关于新闻商品性质的学术讨论,更突出代表了这一趋势。

虽然一些新闻理论研究似乎并未直接回答新闻是什么这一本体论问题,但比较研究的指向无一不与新闻有什么相关,虽然比较研究的出发点侧重于比较不同的社会结构、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新闻体制、甚至不同的新闻思维方式使新闻呈现不同的形式,但归宿点毕竟是异中求同。这对帮助我们探索和认识新闻的本质无疑开拓了视野,拓宽了思路。

注释:

①赵德全《新闻理论基础》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第23-24页

②维纳《维纳著作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第1页

③、④维纳《控制论》 科学出版社1962,第133页

⑤赵德全《新闻理论基础》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第29-34页

⑥参见当期《新闻与传播研究》杂志

(编辑:潘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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