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九洲 (华中师范大学 武汉 430074)

《聚焦中部话崛起》是一组巡礼式的全景性报道：它对处于我国中部的安徽、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山西及武汉的经济发展现状作了全方位的扫描。

《聚焦中部话崛起》也是一组评论式的宏观性报道：它是在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中部崛起战略”的大背景之下，聚焦我国中部各省市的经济发展现状的。这就决定了它的报道目的在于“话”崛起，在于解释和说明中部经济发展的成功与不足之处，并且最终落实在湖北省和武汉市应该如何面对差距、如何在加速前进中勃然崛起这一点上。

于是，这组报道便有了叙述现实并反思现实的特点。于是，当这组报道在解释中完成时，其“深度叙事”手法的娴熟运用，便成为了我们进行文本解读时不可回避的论题。

“深度叙事”这种手法常见于“解释性报道”中。它要求立足于叙事的同时，对所叙之事进行有深度的解释。这种解释，既可以用议论的方式又可以用叙述的方式。若是用议论的方式，那么在文中则表现为夹叙夹议，在文后则表现为专节的理性思考；若是用叙述的方式，那么在文中则表现为对材料的精心组接或对事实背景的适时交待等等。当然，“深度叙事”在不同题材的解释性报道中其所开掘的“深度”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报道的是单个事物，那么其深度常常体现在对这一事物产生的原因及其发展趋势的追寻上；如果报道的是某类事物，那么，其深度常常体现在对这类事物共有本质进行探讨上。显然，《聚焦中部话崛起》的“深度叙事”是叙议结合，是基于类叙的深刻反思，并且试图通过这种反思指出中部“塌陷”的思想根源，说明中部“崛起”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聚焦中部话崛起》的“深度叙事”，有几点是值得学习或借鉴的。

其一，以碎片化的意象构建叙事性框架。

所谓“碎片化的意象”，就是“片段化的情景”，如同影视中的有意味的镜头一样。因为是全景性的展现和解释性的报道，所以《聚焦中部话崛起》的“叙事”不可能笔之所至均仔细地予以描述和刻划，而是为了解释的需要，粗线条地勾画出事物的面貌。其表现方式，或是为了笼罩全局呈现出一个含蓄丰富的特写镜头，或是为了构建整体呈现出一组意义明确的分镜头。关于前者，可以读一读其中的一段文字：

八月下旬，记者驱车走过南昌八一大桥，看到这样一副雕塑：两只猫雄踞桥头，一只黑猫，锐利的爪子摁着一只老鼠，另一只白猫，正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抓住了老鼠的黑猫。市民告诉记者，这副雕塑就叫“白猫黑猫”，其寓意取自邓小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的著名论断。在车流如水的闹市，立这么一副雕塑鲜明地昭示江西人新的行为取向：善谋实干、求真务实。

固然，这副雕塑形象化地表达了江西人的行为取向，对江西实施中部崛起战略所取得的成绩也作出了根源性的解答。其实，在文中，这副雕塑的寓意成了贯穿诸组材料的红线，或者说，对江西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过程性叙述都可看作是对这一寓意的具体展现。

关于后者，可参阅《安徽篇·江淮腾飞》。在介绍了安徽省政府所制定的“861行动计划”之后，接着展现了淮河的治理、马钢的发展、快速铁路的建设三个分镜头。这三个分镜头各自独立，但又统属于“861行动计划”中的一个环节，因此“分”中有“合”，“861行动计划”的轮廓因此而被勾勒得相当明晰。

第二，用有质感的细节形象化解释事物的本质。

所谓有质感的细节，就是具体形象的细节，也就是这种细节描写可触可感。对于解释性新闻报道来说，深度叙事固然离不开有质感的细节描写，但是，其描写的目的则有别于文学作品：它不在于塑造典型，而必须服从于解释事物本质的需要。换句话说，就是要通过“抽象的解释具象化”方式，让读者对事物的本质有着更直观的把握。比如《聚焦中部话崛起》中《思考篇·中部的诉求》里有这么一段文字：

1971年冬，湖北咸宁向阳湖畔发生了一个农村里时常发生的故事。

一位长者赶着一头水牯牛。不慎，水牯牛跌进了泥潭。长者先牵牛鼻子，后拉牛尾巴，使出了浑身解数，水牯牛不但没被拉起来，反而愈陷愈深。这时，湖田里走来十几位农民，搬来几根粗杠，垫起牛肚子，再配合抓住牛鼻子和牛尾巴，终于将水牯牛拉出泥潭。

这个故事中的长者就是国际发展经济学创始人之一、我国经济大师张培刚。“若干年后，当他的眼光打量共和国的经济版图，忽然想起这个故事”。由此，他将东部比作牛鼻子、西部比作牛尾巴、中部比作牛肚子，认为现在“该是撬牛肚子的时候了”。

用“撬牛肚子”的细节来揭示“中部崛起”的战略意义，何等形象生动，何等贴切自然，而又何等简明畅晓。这一有质感的细节，“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即便使用成倍的议论性文字，都不可能获得这样好的解释性效果。

从这一例子中我们似乎可以感悟到，深度叙事既然首先就是叙事，那么有质感的细节描写就是使之叙而有“事”、言而有“物”的重要手段。有学者曾经针对我国当代新闻报道越来越概念化的趋势，提出“用形象提升新闻”的观点，这是很有见地的。当然，深度叙事要使“叙事”有深度，又必须在这种有质感的细节中注入理性的成分，使之具有形象说理的功能。

第三，把所叙之事当作理性思考的话题。

在解读性的新闻报道中，深度叙事最忌讳的是抽象的介绍和空洞的议论。因此，把所叙之事当作议论话题，并且通过思考，从中抽绎出某种规律性的认识，则至关重要。应当说，《聚焦中部话崛起》深明此理：“聚焦中部”，意在“话崛起”，没有“聚焦”，“话”则无从谈起。为此，“聚焦中部”的方方面面，都是为“话崛起”寻找事实依据，寻找思考对象，寻找议论话题。在这里，事实的叙述与事理的阐发融为一体，密不可分。比如，《武汉篇·从两通起飞到两翼齐飞》中有这么两段文字：

早在1984年，“成本控制论”就在武汉几家企业试验，并大见成效。当它被扣上一顶“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无奈退出改革舞台时，武汉似乎无人惋惜，而当它作为“邯钢经验”再放异彩时，却又有一批武汉人去邯钢取经。1995年，率先提出资本运营的武汉，营运成功实例寥寥无几，几年之后，不少的武汉人倒是在浙江和广东体会到了资本运营的真谛。

叙事到此，“话题”豁然，“思考”便随即跟上：

有精明却不高明、有闯劲却少韧劲的行为风格，像一条无形的绳索，羁绊着武汉人前进的脚步。有资源，有人才，有思路，缺的是脚踏实地的发展精神，缺的是从基础做起的耐性和毅力。

显然，在这两段文字中，叙事与明理两相依附。其间隐含着的是一种很常见的思维形式：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推理。由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在解释性报道中，“深度叙事”固然离不开形象思维，但是也离不开逻辑思维；两种思维形式的有机结合，是“深度叙事”在思维层次上所固有的特征。

尽管《聚焦中部话崛起》仍有可挑剔之处，但总体而言，大气而不失精细，深刻而不失通达，激越而不失冷静，是一组需要不断深入思考才会有所领悟的新闻文本。仅就本文所论及的“深度叙事”而言，如果把他同写作者联系起来考虑，那么又会发现，它不仅仅是一种表现方法的革新，还反映出写作者具有较强的发现能力、调查能力和解释能力。由此，又可以这样认为，只有把解读的高点置于此，我们才会明白，“能力”之于“方法”起着何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