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网（楚天金报）记者李昌建 郑志方 胡诚 通讯员张发喜 彭希林

将军简介

刘西尧（1916—— ）:曾用名刘锡尧。1937年武汉大学肄业。早期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黄冈中心县委书记、鄂皖地委、洪山地委、大冶地委书记。建国后，历任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秘书长、副书记，第二汽车制造厂筹备处主任兼一汽副厂长。1957年后，历任国家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兼国防工办副主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部长，教育部部长，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委。1977年1月至1979年2月任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是中共第九至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63年5月27日，被授予少将军衔。

反动派的暴行，把他推入进步的潮流

中止武大学业踏上革命道路

采访将军前，记者得知有一定难度。湖北省委党史办的同志说，将军平易近人，待人相当真诚，但因身体不好，这些年很少接见访客。当记者试着与老将军联系时，没想到他很高兴地答应了。

4月7日上午，记者在武昌水果湖见到了刚过完90岁生日的刘西尧将军。他一脸慈祥，见到记者后，起身相迎。听到记者问候，将军不禁乐呵呵地说：“我头上戴着十顶‘帽子’呢？”见记者一阵惊愕，将军连忙解释：“是我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10个病，小病多着呢。”

温暖的阳光映照在将军的脸上。提起难忘的岁月，将军激动不已。

将军原名刘锡尧，抗日战争中，战友嫌“锡”字太繁，简写为“西”字。生在一个从商发家的封建大族，虽家族后来逐渐衰落，但将军的童年基本上是在“甜水”中度过的。

孩童时候的刘西尧非常守礼，每逢除夕、元旦，总要规规矩矩地在祖宗牌位前磕头。在北京笃志小学读初小一、二年级时，见到老师就鞠躬，一天见几次就鞠躬几次。一次，校长在全校学生大会上批评有的学生不讲礼貌，见到老师不鞠躬，接着说：“当然也不要像刘锡尧同学那样每次见到老师都鞠躬。”

谁也不会想到，如此听话的小孩会成长为一位举世闻名的武将。将军说，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把他推到了追求进步的潮流中。

“九一八”事变后，当他带领同学在街头贴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的标语后，即受到了当局的呵斥，说是“煽惑民心”。之后，南京还发生了枪杀请愿学生的“珍珠桥惨案”。

1933年，他在南京目睹了当时社会的丑态：一些国民党显贵“金屋藏娇”，一些出身贫寒家庭的女性被迫倚门卖笑挣钱供弟弟读书。

旧社会的种种丑恶使刘西尧年轻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经历失望与彷徨后，在一些进步师生的影响下，1936年8月，20岁的刘西尧即领导了武汉大学响应北平“一二·九”的游行活动。第二年10月2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至今，他仍将这一天作为他的“第二生日”。

当年11月，刘西尧还未从武大毕业，就赶赴红安县七里坪，毅然踏上了从戎之路。

那一天，科学家们喝得酣畅淋漓

蘑菇云冉冉升起原子弹成功爆炸

1949年，转战中原13年，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刘西尧开始了恢复、发展生产的工作。1952年，他被任命为湖北省委第一副书记。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刘西尧奉命筹建以生产载重汽车为主的第二汽车制造厂。

“当时，二汽初步选址在东湖，即现在的武重旁。到了1955年，中央决定，二汽在四川成都另选厂址。不久，中央考虑到一汽尚未建成投产，立即又上二汽，不但资金紧张，技术人员也跟不上，二汽因此再次推迟建设。”将军回忆说。

就此事，将军后来还对人笑谈：“我搞汽车是虚晃一枪。”

“二汽”筹建搁浅后，刘西尧被任命为国家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马背上的将军踏上了进军科技之路。

1961年夏，北戴河举行了一次有关国防工业的重要会议。会前，聂荣臻元帅紧急召见了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刘西尧。

“让我们赶紧起草一份国防尖端武器要‘上马’的报告。此前一段时间，国家遇到了‘三重浪’：苏联中止合作协议、‘大跃进’、自然灾害连续三年，如果继续研制原子弹，经济实力上能不能承受？科技上有没有能力？从当时的国际形势考虑，陈毅元帅旗帜鲜明，快人快语：‘脱了裤子当了，也要把我国的尖端武器搞上去。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现在还不硬，你们把原子弹、导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就硬了’。陈老总的这番话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将军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到1963年底，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就已经接近过关：实验科研人员进行了上千次的爆轰试验；1963年12月24日，在西北的核武器研制基地成功地进行了聚合爆轰出中子试验；1964年1月14日，铀浓缩厂在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后，终于拿出了可以作为原子弹装料的合格的高浓铀产品。

基础工作出色地完成了，1964年9月9日，张爱萍将军和刘西尧将军向中央专门委员会呈报《首次核试验的准备情况和正式试验工作安排汇报提纲》，提纲得到批准后，中央任命张爱萍为首次核试验总指挥，刘西尧为副总指挥。

1964年9月16日、17日，周恩来总理主持第九次中央专门委员会，听取情况汇报，详细研究核试验准备情况。由于当时美国急于想知道中国发展原子弹的情况，在中国周边建立了二十多个监听站，三十多个测向站，试图利用间谍卫星和高空侦察机窃取中国有关核试验的情报。周恩来在会上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后，提出尽早进行核试验的决定。

当年9月23日，征得中央领导同意后，中央专委会决定：10月15日至20日期间进行首次核试验。

周恩来总理再三强调：绝对保密。他说：“邓颖超是我的妻子、老党员、中央委员，由于她的工作同核试验无关，所以我没有告诉她。”

保密，是核试验的关键之一。周恩来总理对保密工作要求之严，刘西尧将军深有体会，他后来回忆道：“搞这个原子弹，从一开始一直到最后的基地试验，总理就规定了一条，绝对保密。他规定，就是连自己的妻子都不能告诉。”

根据气象等情况，经中央批准，试验定于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进行。张爱萍将军和刘西尧将军等大部分人退出场地后，撤退至离爆炸中心60公里远的地面指挥所。

“5、4、3、2、1，北京时间下午3时整，一道巨光，一声巨响，蘑菇云冉冉升起。我兴奋地大叫了一声。这时，张爱萍将军正拿着电话和北京通话，北京那边也听到了我的叫声，连问‘是不是核爆炸？’”将军说，当晚，著名科学家朱光亚等能喝酒的同志在会餐时喝得酣畅淋漓。

海拔太高难以入眠，餐餐都靠辣椒下饭

氢弹试验成功国人扬眉吐气

原子弹试验成功后，周恩来总理立即指示加快氢弹的研制。

我国科学家一开始就提出要用空投方式将氢弹投掷到新疆的罗布泊上空。1965年底，刘西尧将军接到著名科学家邓稼先的电话，说理论设计方案在计算机上已验证可行，请求立即付诸实施。中央同意后，决定组织三次核试验。

“1967年6月17日早晨7时左右，试验场上空，天气晴朗。所有人员，各就各位。一架银白色的喷气式轰炸机，在蔚蓝的天空，拉着白烟，飞了过来，绕过靶心上空飞过一圈，指挥所的喇叭里传出口令：注意了！第二圈将要投弹。但看着飞机飞过第二圈，毫无动静，怎么回事？难道……？”刘西尧将军说，“当时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了。人们的心理承受力，恐怕已到了极限。”

“飞机飞到第三圈，突然天空出现了极强的闪光，紧接着轰鸣之声响彻云霄，巨大的蘑菇云升上蓝天，巨大的轰鸣声与人们的欢呼声在这个大沙漠的天空和地下响成一片。我们成功了！”

后来才了解到，飞机多飞了一圈，主要是飞行员太紧张了。

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到爆炸氢弹，我国仅用了两年8个月时间，而美国用了7年，前苏联用了4年，英国则将近5年。

“从1963年到1966年，我在青海呆了一年多。那里海拔3200米，由于空气稀薄，缺氧，晚上睡觉，也是似睡非睡。刚开始没有高压锅，米饭馒头都是夹生的，为了开胃，我每次去都要带几瓶最辣的小辣椒，餐餐都要靠它才吃得下饭。生活确实很艰苦。”想起那段岁月，刘西尧将军至今仍感慨不已。

听了他的汇报，小平同志说：好，就这么办

高考得以恢复一段历史结束

1977年，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刘西尧曾参与了我国恢复高考决策的制定实施过程。

“文革之后，恢复高考决策的出台，可以说，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发挥了巨大的力量。从此，教育和科学迎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春天。”每每谈及此事，刘西尧便深有感触。

时光荏苒。谈起恢复高考的决策过程，刘西尧将军仍清楚地记得20多年前的情景：1977年8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自告奋勇挑起了主管教育的工作。在那个炎热的夏天，他亲自召来周培源、苏步青、于光远、王大珩等40多位教育界的著名人士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作汇报。

会上，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强烈呼吁：从今年起就改进招生办法，再也不能忽视新生质量了。

坐在沙发上的邓小平同志重重地抽了一口烟说，“这个建议很重要！”刘西尧发现邓小平同志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与会人士激动万分，他们知道，一件打破思想束缚的重要决策就要破壁而出。

果然，听完发言，邓小平询问了刘西尧有关具体细节，他建议推迟开学时间，当年就恢复高考。“小平同志当机立断说：好，就这么办。招生会议重新开，高考从今年就立即恢复！”

刘西尧说，恢复高考的消息如同一声春雷，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国教育如一列多年停滞不前的火车添足了燃料，就要向着美好前景飞奔。

1977年冬天，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部署下，关闭10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大门终于重新打开，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共1160万人。这是世界考试史上考生人数最多的一次。

“恢复高考的决策是一座纪念碑，它标志着一段历史的结束，同时又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刘西尧说，恢复高考激活了整个社会的思想。

爱情信物，当作党费上交

同志假扮夫妻真爱五十二载

刘西尧将军一生亲历了筹建“二汽”、“两弹”升空、恢复高考等影响整个中国的三件大事。离休后，将军的日常生活很有规律，每天主要散散步、看看书，写写回忆录、写写诗。记者采访时，他谈诗论书兴致极高。他说：“退下来后就安心修养，有人找我办事写条子我都拒绝，因为假如是不该办的事，写条子会让别人感觉为难；假如是该办的事，也就不需要我写条子了。”

将军一生育有7个孩子，早年因为忙于革命，两个孩子不幸夭折。幸有老伴陈景文陪伴在左右，才免去不少伤感。

1937年底，将军在红安七里坪遇见了刚入党的陈景文。当时的陈景文在七里坪妇女大会上讲话，气宇轩昂，滔滔不绝。在新年联欢会上的演出更是惟妙惟肖。由于陈景文工作随后调动，在七里坪送别时，刘西尧目送陈景文离开。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心里暗想，有这样一个革命伴侣多么好啊！”但刘西尧直到第二年才再次见到陈景文。

1938年1月，刘西尧被党组织派任黄冈中心县委书记，为掩护秘密工作，党组织安排了一名女同志与他假扮夫妻———那名女同志，正是陈景文。

1938年4月，在黄冈孙家冲铁冶乡，刘西尧与陈景文正式结为伉俪。在那年2月的一个月明之夜，两人在黄冈考棚街机关小院的竹林下、水井旁互诉衷情，“那时才知道在七里坪离别那天，两人都想到一起去了”。

就在2月的那天晚上，陈景文把她母亲给她的金戒指交给了刘西尧。两人当时商定，戒指作为结合的信物，共同的党费上交给中共湖北临时省委。

两人在一起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了52载，1990年初，陈景文不幸因直肠癌逝世，将军痛心不已。

两个多小时里，将军谈笑风生，记忆力惊人，使记者受到深深的感染。考虑到将军身体不好，不能久坐，记者准备起身告别，将军连忙摆手：“不碍事，不碍事，把你们的事情办好。”将军对后辈如此细致的关怀，令记者一行感喟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