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 润物细无声——郑琦其人其事

(2005-06-15 07:39:39)

荆楚网(湖北日报)胡世全

4月下旬,湖北省新闻采访团下榻当阳宾馆。20多人的采访队伍在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里,集中“轰炸”了一个叫郑琦的退休老教师。那些摄像的、摄影的、写作的、作词作曲的、编话剧和准备出书的,不分日夜地缠着郑琦。

郑琦平静的生活被打碎了。面对那些热情而陌生的面孔,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回到过去,回到那些曾经煎熬过他心灵、折磨过他意志、给过他痛苦也给过他无数欢乐的岁月里去。

这是郑琦没有料想到的生活,也不是他的追求。他虽然老了,但还没有老到仅靠回忆来过日子的地步。他想干的事是永远也干不完的。

夜深了。欢闹的沮漳平原沉入静寂之中。拖着疲乏不已的身子躺在床上,郑琦的双眼盯着黑暗的天花板。他慢慢地咀嚼着自己走过的人生,一滴泪珠,悄无声息地滑过了他的眼角。

记忆中的琴声

事隔多年以后,郑琦仍然不明白,改变自己命运的那件事,究竟是偶然发生的还是命中注定的。

那件事在今天看来,可以说不足挂齿。1963年阳春时节。天气晴朗,油菜花黄得人眼花缭乱。傍晚时分,当阳漳河小学的几个学生,也就是几个乡下的女孩子在田边地角寻猪草。她们说着、笑着,偶尔也会丢下手中的篮子,疯闹一阵。但她们最为关心的,还是尽早寻完一篮子的猪草,这是她们每天必须完成的“家庭作业”。不知是谁,顺手在学校的田里扯了一把豌豆苗。

此时,正在学校值班的校长信步踱出了校园,刚好看见了这一幕。他当即一声断喝,吓得那几个女孩子缩成一团,全部蹲在了地上。校长五十多了,正是男人的更年期,脾气本来就暴,眼见学生侵占学校的公有财产,更是十分气愤。他当即收缴了学生们的篮子。

哭泣不已的女孩子们回家给自己的爹妈一讲,找校长说情的人很快就上门了。漳河小学的学生基本上是李湾村人,校长也是李湾村人。都是乡里乡亲的,校长碍着面子,只有放了那几个学生,包括那个在学校田里扯过一把豌豆苗的女孩子。但校长也要给自己留一个面子,他坚持扣住其中一个女孩子的篮子不放,不仅不放,还扬言要处分那个学生。对外说出的理由是:那女孩子是学校的大队委,眼见坏人坏事而不制止,是必须处分的。

事情拿到全校师生面前来讨论。凡是班主任主张处分的,那个班的学生也高喊处分,而班主任不主张处分的,其学生也高叫不能处分。

郑琦是不主张处分的。他是全校的少先队辅导员,在他看来,这毕竟是一件小事,只要对学生们批评教育就行了。而为此事背上一个处分,对一个学生的一生都可能带来不利的影响。全校教师会上,郑琦公开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的观点,得到了多数老师的赞同。

这下校长烦了。他本来对郑琦就有看法。全校就郑琦一个人是公办教师,是拿国家工资的。而身为校长的他,却是在生产队里拿工分。凭什么?郑琦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子弟,居然比他这个贫下中农子弟还风光。心中一直有气的校长不借机整整你这个公办老师,那才是怪事呢!

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校长公布了对那个大队委的记过处分。郑琦想不通,校长怎么能置多数教师的意见不顾而一意孤行呢?况且,区教育组的领导也是不同意处分学生的啊!

23岁的郑琦冲上了台,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说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

这还了得,一个老师,居然敢在公开的场合反对校长,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子弟,居然敢反对一个共产党员!这不是翻天了吗!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逻辑。1962年,全中国开始强调阶级斗争。这件事情在反复的纠缠中成为了一个事件,一个有着阶级报复意图的类似于反革命事件的事件。学生受了处分不算,郑琦必须写检查,而且是停职写检查。

23岁的郑琦害怕了。他害怕当不成教师,更害怕成为反革命。有多少不眠的夜晚伴随着这个无助的年轻人呢?只有母亲的琴声知道。是母亲的琴声安抚了他惶乱不安的心。十多年了吧,郑琦随父母避乱于恩施。不论世事多么艰难,时局多么混乱,母亲天天弹琴。就是那平和的琴声让郑琦安静,让他对当教师的母亲有一种永远的依恋。于是,为了保住他视为生命一般重要的教师职务,他违心地作了检查。可令他想不到的是,无论他怎么写,校长也通不过。写过五次检查的他只有低头找校长。

那要怎样写才能行呢?郑琦小心翼翼地问校长。校长说,你就写你是成心搞阶级报复。郑琦惶惑了。他说,如果这么写的话,那我不是当不成教师了吗?

校长说,你只有这样写,才可能保住你的教师位置。于是,郑琦就依照校长的授意,在自己的检查中,写上了“蓄意搞阶级报复”这样的话。

那个学生被迫离校了。郑琦暂时保住了自己的位置。1964年,当全中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拉开序幕后,郑琦被开除了公职。开除的理由就是曾经“蓄意搞阶级报复”。

郑琦无话可讲,无理可诉,乖乖地背着铺盖回家了。他的家也在李湾村。他是上门女婿。这是那个年代他这样出身的人共同的命运。回家的路是那么漫长。他的心发虚,腿发软。如何面对妻子,如何面对岳母,从今以后如何做人?

那天,1964年夏天某日。从学校回家的路不过十多里,郑琦却走了整整一个下午。傍晚时分,他走进了家门。推开门的那一瞬间,他看见自己的岳母。他低下头,怯怯地说,妈,我回来了,他们不要我了,我当不成老师了。然后,他就像一个犯错的孩子,手足无措地站在堂屋当中。

岳母平静地说,回来了就回来了,有什么了不起啊,哪里就没有一碗饭吃呢?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啊?

郑琦的心里翻腾起感激的浪花。没有文化的岳母用她的善良、她的朴实,接近了真理,领悟到人生最纯明的境界。他空悬着的心忽然有了着落。是的,天无绝人之路。母亲的琴声再一次在他的记忆中响起。那是平和的,与世无争的琴声,是让人宁静,让人接近天国,接近上帝的琴声。

追赶孩子们的梦

1979年7月,当时的当阳县革命委员会下文,撤销原当阳县人民委员会关于开除郑琦公职的错误结论,为郑琦恢复工作。9月,郑琦到烟集小学任教。

开学那天,秋阳明丽。郑琦特意将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将平日比较凌乱的头发上洒了一点水,梳理得光滑顺畅。有一个念头在他的脑海里盘旋不已,也许,那些年轻的同事,没有经过那个年月的同事,会把我郑琦当怪物看吧。

那年,郑琦39岁了。39岁的郑琦微弓着背,满脸堆笑地走进了校园。对所有陌生的以及熟悉的同事,他都眯着眼,微笑着点头,打招呼。同事们也给他点头,打招呼。校长在教师会上还特意介绍了他,说他是受了委屈受过苦的人。郑琦连忙站起来,微笑着说,感谢党,感谢党。同事们理解而宽容地点头。郑琦的心里一下子就舒坦了,他们没有把我看成另类。我和他们一样啊!

重新站在讲台上的郑琦心里充满感动。他有使不完的劲。只是,当他站在教室的走廊上,看到那些在操场上奔跑的红领巾们,才会有一丝浓得化不开的情愫,郁积在他的心头。

校长想起郑琦曾经当过少先队辅导员,就试探着问他,愿不愿意重新搞少先队工作。校长看来,不是所有比较年轻的老师都愿意做这件事的。当辅导员,除了自己的教学任务外,还要花大量的业余时间做少先队的工作。可工资,是不长一分的。

郑琦快活得脸都红了,他不假思索地说,我愿意,我愿意。39岁的郑琦重新戴上了红领巾。戴上红领巾的郑琦每天放学后坐在学校教师办公室里,给9个红领巾分发信件和报纸。

这是郑琦自找的事。也许,在他人的眼中,这是郑琦自寻麻烦,可在郑琦看来,这是他的快乐,他的价值所在。从接手少先队工作那天起,郑琦就在寻思,如何让孩子们为社会做些有益的事。他想到了农村的信函收发。以往的惯例,就是邮递员将信件和报纸送到生产大队(现在的村)办公室。如有各小队(现在的村民小组)的人到大队部办事,顺便就将信函带走。如没有人来,那信件就会长久地搁置在那里。一封信压上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都是很正常的事。当然,也有些信件因此而丢失。郑琦就找到乡邮政所,说了他的想法。郑琦说,他想成立“红领巾义务投递站”,每个生产小队搞一个红领巾义务投递员。让乡邮政所将信函送到学校,由他将信函分好,等学生放学时,就将各小队的信函带走。乡邮政所的领导十分高兴,郑琦为他们解决了一个“老大难”问题。

最初,当郑琦在少先队员中挑选义务投递员时,红领巾们的反映并不是很热烈。可当孩子们将信函送到了乡亲们的手里,得到了一致的好评和感谢后,孩子们的干劲来了。他们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得到了一种精神的满足。后来,乡邮政所还给义务投递员们送了专用的挎包和遮阳的草帽。那些走在乡间小路上的义务投递员们神气地向小伙伴们张扬着身上的标志,还引来同学们的惊讶和羡慕。争当义务投递员就在红领巾们中成为了一种时尚、一种荣誉。

望着孩子们远去的背影,郑琦宽慰地笑了。带着这种有些甜蜜也有点谦恭的“郑氏微笑”,郑琦回到了自己的宿舍。他住在学校,只是在每个星期六,才回到自己在李湾村的家。

回到宿舍的郑琦笑不出来了。笑不出来的原因也很简单,和他住在一起的于建明不见了。于建明读二年级,是学校有名的“调皮佬”。上课不是讲话就是打瞌睡,课堂作业一塌糊涂,家庭作业经常不做。班主任拿他没办法,家长想尽招数,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于建明还是依然故我。郑琦就主动要求来带这个学生。他带的方法很特别,就是和学生家长商量,把于建明弄到学校和他同吃同住。用郑琦自己的话来说,他就是一块石头,我也要把他捂热。可来了十来天,他就跑了。

郑琦先在学校到处找。有老师说,看见于建明刚出了校门。郑琦追出去。果然,在远处,有一个小小的背影———那不是于建明又是谁?

郑琦高喊着于建明的名字,追了上去。听见了郑老师的叫声,本来走着的于建明忽然奔跑起来。郑琦一看,又气又急,追得更猛了。于建明也来了劲。本来,他是不想做作业才跑出来的。郑老师对他好,他心里有数。晚上,他睡了,郑老师会坐在床边,给他打扇。早上,他还没有起床,郑老师就给他端来了早餐。可他就是怕做作业。今天的作业太难,他做不了,就想到跑回家去,能躲一回是一回吧。而此时,在他幼小的心里,却萌生了一个很好玩的念头,我看你郑老师能不能跑得赢我。至于他为什么要跑,郑老师又为什么要追他,他都忘记了。他只是觉得好玩。

这是一幅乡村隽永的风景画。在宽阔的天底下,在夕阳晚照之中,沮漳平原上风吹草动,两个奔跑的人影点缀其间。

郑琦却无心风景。他只是想尽快抓住这个逃走的“调皮佬”。

一直追了十多里路。于建明跑到了瓦岗河边。他不跑了。不是他跑不动了,是他不想跑了。他躲在了一片竹林里。望着瓦岗河水,他想起了郑老师对学生们的好处。

瓦岗河是一条不定期泛滥的小河。河上没有桥,只有一排小石墩。村里有20多个学生每天都要经过这条小河到学校去。每逢下大雨,河水上涨。小石墩淹没在水里。上学的学生们就望河兴叹了。自从郑琦到了这所学校,孩子们就不会为河水泛滥而发愁了。只要是涨水,郑琦必然守在河边,接送那20多个学生。春夏秋冬,从不间断。有年下大雪,郑琦在河里干了两个多小时,把石墩重新排好,扶着孩子们从石墩上过河。寒气从脚底往上直窜,可郑琦的心里,却是热乎乎的。从1980年至退休,近二十年来,郑琦背过的孩子,他自己也数不清了。

郑琦追到河边时,不见了于建明。他对着竹林喊了几声,没有听见于建明回答。他有些累了,毕竟,是四十岁的人了,怎么跑得过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呢!他站在河边,喘着粗气。他拭去头上的汗水,试图让自己的心绪平静下来。这孩子,怎么就不能体谅郑老师为你所操的心呢!你的人生,应当有多少梦想去完成啊。郑老师的梦想,就是帮助你们追求美好的人生。望着瓦岗河水,郑琦又想到另外一件事,应当说服村里的干部们,要在河上建一座桥了。

此时,郑琦感到有人在拉着他的衣角。他回头,看到了于建明。

于建明小声说,郑老师,我错了。郑琦鼻子一酸。连忙拉起于建明的手说,赶紧回去做作业,今天的事,必须今天做完,明天还有明天的事。

把梦想变成歌唱

在于建明心目中,和郑老师住在一起的那一个多月,是他终身难以忘怀的。那些微小的琐事,都让成人以后的于建明感到亲切,正是在长大后对那些平凡琐事的不断咀嚼,他才慢慢地懂得了郑老师。

郑琦是闲不住的,找事做是他人生的风格。一学期要结束了,他放心不下那些要升入高年级的学生。在暑假到来之前,他要做完他那个班学生全部家访。每天下午放学后走访一至两家,是他给自己定下的功课。有时,他会带上于建明。当时,于建明以为郑老师是怕他再次逃跑才这么做的,若干年以后,他才明白,郑老师给其他的学生家长讲的那些话,也是说给他听的。

放假了,于建明想,可以回家了吧。可郑老师要他参加少先队夏令营。

乡村小学学生们的夏令营就在自己的教室里。哪怕就是如此,也让那些参加的孩子们兴奋不已。毕竟,他们暂时脱离了家长的视线,和年纪相仿的伙伴们吃住在一起,学做饭、洗衣,集体外出参观,晚上还有篝火晚会。所有这一切,孩子们感到新奇,而郑琦就是要让孩子们在新奇的感受中,受到集体主义的教育,学会一些独立生活的本领。他的少先队工作,才是丰富多彩的。

其他老师放假回家帮家里做农活去了,郑琦却愿意和孩子们呆在一起。

为何愿意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孩子们身上?直到今天,郑琦也无法“正确”回答那些记者们的提问。记者们想把他引入他们预设的答案之中。可他总是言不及义,说是为了给孩子们播种阳光和希望。

那么,郑琦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他爱和那些孩子们在一起?

孩子们的心地是纯洁的,他在孩子们的心目中是一个受尊敬的老师。在他的内心深处,也许有一种被承认的感觉。他今生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孩子们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他因此感到心境明亮,感到此生活得有价值。

在帮助他人中获得快乐,这是郑琦的人生信念。在郑琦看来,只要你有这个心,机会无处不在。

于建明小学毕业了,顺利升入了初中。郑琦送走了一届又一届毕业生。学生们远走高飞了,可郑琦的心,却永远牵挂着他们。

那是一次偶然的邂逅。1998年的秋天,郑琦已经退休好几年了。那天在庙前街上,他碰见了多年前的一个学生。交谈之下,郑琦知道,这个叫阮建平的学生没有考上高中,下学已经九年了。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成天无所事事,东游西荡。郑琦告诉他,行行出状元,就是在农村,也是可以干一番事业的。

阮建平是很尊重郑老师的。郑老师的话在他的心中很有分量,他也不满意自己的现状,可在农村,他又能干什么呢?

郑琦对他说,种果树,种果树也是可以发家致富的。阮建平疑惑地望着郑老师,他想,谈何容易,种果树要多少年才能收获啊!

郑琦给他讲了一番道理。阮建平心想,闲着也是闲着。就答应试试看。

郑琦却是认真的。他为阮建平订了《中国果树》、《农家顾问》、《南方果树》等七种科技刊物,又为他跑当阳科委,跑果树公司,寻找适宜本地栽种的优良品种。并且亲自上门,和阮建平一道垦荒种树。当阮建平感觉开荒很累,有些想打退堂鼓时,郑琦发火了。一个年轻人,这点苦就不能吃,能干什么大事!

看着老师已经年迈的身体还在帮自己挖地,阮建平很有些惭愧。他咬咬牙,跟在郑琦的身后,一锄一锄地挖下去了。

阮建平这一干,就是四年。到2002年秋天,阮建平将30亩荒山改造成“花果山”。而且2004年的收入达到了5万多元。他记得郑老师说过的话,自己富了,还要帮助身边的乡亲们。人只有在帮助他人之中,才能够得到最大的幸福。阮建平帮助20多个乡亲发展了1000多亩果林,让他们解决了温饱问题,其中有些还走上了致富之路。

阮建平把自己的梦想,变成了歌唱。像阮建平一样受到过郑琦帮助和影响的孩子们成百上千。那些平凡的小事,是孩子们一生的养料。郑琦也从阮建平成功之中,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之中,看到他晚年的希望。他想,身边的孩子们永远需要他。就是那些离开了学校走向社会的学生们,也可能需要他。因而,郑琦十分固执地决定,晚年将家安置在县城的边缘,安置在离他工作时间最长的井岗小学最近的地方,而不是听从家人的劝告,搬进城去和儿子住在一起。

于是,有了现在远近闻名的“桐树垭青少年活动中心”。现在记者们看到的那个别有风味的乡村小院落,那个有花草树木,有根雕盆景,有阅览室,也有秋千和乒乓桌的地方,是郑琦花了四年多的时间,自费慢慢建成的。那是周边孩子们的乐园。每到周末,总有不少的孩子到这里来玩。他们不用花一分钱,还可以免费享用郑老师家的茶水。玩累了的孩子们也会偶尔找郑老师问问学习上的事。郑琦就会在庭院中那棵大树下的石桌边,用当阳口音的普通话,给孩子们传道授业解惑。

那是夕阳下永远的风景。如潮汐涌过沙滩,采访的人走了。郑琦会从涌动的大潮中感受到什么呢?是阳光下闪亮的贝壳还是如歌的人生?夕阳晚照,青山无语。

当然,还有另外的人会来。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郑琦的存在就是一种奇迹。媒体为他感动为他赞叹自在情理之中。可郑琦的生活,仍然是那么平静而不事张扬。就如随风而来的春雨,悄悄地、无声息地滋润着大地。(作者单位:宜昌市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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