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未名湖 

入学之初，有一门公共课《中国通史》，上大堂，好几个系几百人挤在第一教学楼的阶梯教室，坐在后排，既听不清，又看不见，而且都是中学时学过的，背得滚瓜烂熟的内容，备感无味，就经常逃课。到后来，能容纳三百余人的大教室竟只剩下寥寥五六个学生。老师不动声色，依然照本宣科，我行我素。我们以为老师平和，颇有大教授的风度，但期终考试却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当头棒喝。他全考讲义，照教科书内容答题者一律判错，结果百分之九十的同学不及格，我也仅得55分，放寒假后提心吊胆，春节都无心思过，操心第二学期补考。

在北大，累计三门功课不及格就取消学位。有了《中国通史》的教训，同学们再也不敢妄自托大，以后凡是必修课，无论如何乏味，均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认真记好笔记，给足老师情面，唯恐某些老师心胸狭窄，打击报复，到最后聪明反被聪明误，丢了学位，寒窗苦读，付之流水。

“清华如花羡云端，北大秋水隔婵娟”，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北大崇尚科学民主，对各种思潮“兼容并包”，学生视野开阔，思想活跃。许多学者以能在北大演讲为幸，连一代大侠、武学宗师金庸先生都曾喟叹平生做过三件不自量力之事：草堂题诗，兰亭挥毫，北大讲学。我等农家子弟，鲜有家学渊源，业余爱好极少，除了基础课、专业课、公共课等必修课程外，把不少精力和时间投放到选修课和各类讲座上，以拓展自由发展的空间。

可惜人生没有未卜先知，倘能预测以后要从事杀猪卖肉的行当，当年求学之际，就该选择“中国屠夫学院”，苦心钻研开膛破肚、剔骨、剥皮的技艺，这样以后开店会更专业。即使不幸考上了北大，也不必每日“帮、旁、并、明、非、敷、奉、微”地瞎捣鼓，应该节约出时间，多与学生食堂的大师傅们亲近亲近，先取得感性认识，免得后来走弯路，折老本。

我当年就读的中学有一位老师是鸣犊镇嘴头村人，上个世纪5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学过几年俄语。被划成右派下放农村修理地球多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后，他改行当了我们的英语老师。该老师讲课声音洪亮，地方口音浓。重，同学们戏称“口头英语”，简称“口语”，讲起英语，假洋鬼子略知一二，真洋鬼子可听不明白。高考时我英语成绩之所以不错，是占了不要求听力的便宜。到了大学，这种哑巴英语很不合时宜，老师讲课，几乎不知所云，一度非常灰心，所以选修日语，希望听、说、读、写从头学起。

有一位青海民族学院的进修研究生，叫程凯，日语很流利，现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他身患残疾，行动不便，北大对进修生又不解决住宿问题，这对他的学习、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我被其精神所感召，常常上课、自习帮其占座位，又通过同学关系在数学系帮他找到一张床位，而在日语学习上，他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和支持。

我还认识一位日本人，叫菅健，来自东京大学，很有优越感。他研究中国文化，在学习上我们取长补短，我辅导他汉语，他教我学日语，顺便了解日本的风土民情。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尽管信仰不同，却非常投缘。一次，我问他：

“你到中国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学会了睡午觉。”

“毕业后，你准备干什么？”

“在日本赚钱，来中国生活。”

……

我愕然。

明日请看：我的北大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