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年，高等院校门槛高，3%的升学率，使学生们自幼就将脑袋削尖，过独木桥似地想尽法子往里边挤。即便幸运地进了大学校门，大部分学生依然是在食堂—教室—宿舍三点一线式地忙碌着，生活圈子狭窄，学习、学习、再学习，远没有如今的学生活得洒脱自在，丰富多彩。

学校宿舍是我们的乐园。我们每个人都有绰号。我来自陕西，他们叫我“老陕”，也是年龄最长的“臭大”。广东的哑巴是“傻二”。北京的京片子叫“瘪三”。尖嘴猴腮的湖南人是“猴四”。大连的老白鸡是“麻五”。江西井冈山的白面书生叫“狗六”。每个人各有特点，傻二傻头傻脑，却傻人有傻福，而今已有两个儿子，是广东某县的实力派官员。他满口潮州普通话，每日必品功夫茶，说话像吵架，而且嘴皮子工夫日益见长，大家很惧怕噪音污染，希望他早日不会说话，所以叫他“哑巴”。他则偷偷地去掉了“口”字旁，据说在潮州话中“亚”“阿”同音，无形之中让这傻小子占了便宜；北京半壁店的小瘪三，说话总把舌尖翘起，故意混淆普通话与北京话的界限，然后嘲笑我们的普通话少盐寡醋；猴四每天都要照无数遍镜子，拨弄几下吉他，唱一些忧郁的歌，他对于别人都长胡子，而自己颔下却童山濯濯非常恼火；脸上时隐时现几粒麻点的麻五老白鸡酷似警匪片中的老大，当听心仪的女孩说他声音很有磁性的时候，经常在楼道里一展歌喉，唱一些跑了调走了味的歌；以清词丽句著称的狗六，自喻为情种，到处拈花惹草，刚送走桂林大学的痴心女生，却又迷住了北京四中一个很清纯的小姑娘，害得人家三天两头找上门来，自己却东躲西藏，以免有拐带幼女之嫌。倒霉的当属老白鸡，他刀子嘴豆腐心，嘴硬屁股松。他住下床靠门，晚上熄了灯，大家讲故事解闷，老白鸡捣乱，偏要唱一些乌七八糟的歌，扰乱我们的思绪。老哑巴一声呐喊，哥儿几个一拥而上，抓胳膊撴腿撕耳朵，把老白鸡抬将起来，一收一放，狠蹾屁股，直整得老白鸡哭爹喊娘，打躬告饶。

2003年11月，我受中央电视台之邀，做客新闻会客厅，其间假公济私，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母校。学校青石构筑的南大墙已然推倒，代之以充满孔方兄气息的商铺、门店，高大雄伟的理科教学楼群拔地而起，可昔日的老师，大部分已退休，尚有少数或定居海外，或远走他乡，早已是物是人非。短短十余年的光阴，变化尚且如此，那么10年、30年以后呢？世事变幻，果真难以预料。

在京同学，相约于北大勺园，《人民日报》的老崔，常年在北京，可工作繁忙，已经好几年没回过学校了，开着100多万的宝马，却找不着进校的路径。中国国际旅行社的老王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老陕，你真行，我也要向你看齐，准备下海了。”留校任教的龙清涛、刘颂浩历经家庭变故，仍能处之若泰，一丝不苟地教书育人。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谢留文，温文尔雅，学者风范呈现无遗。

相比之下，自由撰稿人老白鸡已不敢相认，一顶帽子遮掩着已然脱光的头颅，昔日的风采未留下任何痕迹，坎坷的生活阅历已使至今仍孑然一身的他愈加世故、老到，也更显现出世态的炎凉。可就是这个匪气加才气、桀骜不驯的老白鸡，在我成为“新闻人物”之后，曾给我写过一篇《兄弟，我在这里》，发在互联网上。

明日请看：兄弟，我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