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献文

“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被称为“东方好莱坞”的上海，大批电影人纷纷转向内地或香港，中国影坛出现了重新分化和组合，形成了国统区、沦陷区、租界区和根据地不同区域的电影格局，抗战电影得到空前的发展。

事实上，中国的抗战电影在“九·一八”以后就已显端倪。此前的“左翼电影”，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开始转向抗日救亡的主题。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电通影片公司1935年出品的《风云儿女》和中国电影制片厂1940年出品的《塞上风云》。

国统区的“大后方电影”主要发生于武汉、重庆和成都。这一时期三大官方电影制作机构———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央电影摄影场和西北制片厂先后成立。

战时国统区的电影创作主要有两大类：新闻纪录片和故事片。新闻纪录片初兴于“七·七”事变至“八·一三”沪战间,于武汉、重庆时期获得长足发展。抗战八年，国统区的一百多个摄影师分布于全国各战区，共摄制影片近80部，它们或报道战时军事活动，或记录战时各界、各阶层人民支援抗战的活动和社会动态，或揭露日军侵华暴行，或报道国统区社会、外事活动。战时新闻纪录片在国内外广受欢迎，远播到东南亚、苏联、美国乃至西欧的一些国家，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

1938年1月到10月短短半年多时间里，“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制了《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和《八百壮士》3部正面描写抗战的故事片。在1939年至1940年底这两年内，3家官方电影制片厂共拍摄了诸如《好丈夫》、《东亚之光》、《胜利进行曲》、《火的洗礼》、《青年中国》、《塞上风云》、《日本间谍》、《中华儿女》、《长空万里》、《风雪太行山》等影片。这些作品集中地表现了敌人灭绝人性的暴行，引起了我国军民的义愤和杀敌的勇气。还有一批作品赞扬抗日战场上涌现的民族英雄，表现了各民族各阶层人民从觉醒到抗战的历程。

1938年延安电影团的成立，宣告根据地电影的开始。延安电影团早在武汉抗战时期就已开始筹建。1938年秋,袁牧之和吴印咸带着从香港购得的全套16毫米电影器材和伊文思赠送的一架埃摩摄影机到达延安，成立了隶属八路军政治部的延安电影团，几乎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了新闻纪录片的拍摄和电影放映工作。当时电影团只有6人，从事过电影的只有3人：袁牧之、吴印咸，以及在“明星”公司和西北影业公司担任过摄影助手的徐肖冰。限于客观条件，延安电影团无故事片产生，但在它存在的7年时间里先后摄制了《延安与八路军》、《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白求恩大夫》、《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十月革命节》、《边区生产展览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短纪录片、新闻片和新闻素材，以鲜明的政论风格和富于感染力的镜像语言反映了当时根据地的社会面貌、历史事件和政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