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省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李少瑜在接受湖北日报记者陈春保、通迅员彭剑青采访时，用新四军第五师生动的抗战史，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进行了阐释。

“在侵华日军兵力密度之最的地区崛起，新四军第五师成立的政治影响无法估量。”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即在武汉屯以重兵。据日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称：截至1940年底，盘踞在武汉地区的日军共21.8万人。日军曾对其兵力密度作过这样的比较分析：“若以华北占据地区的兵力密度为1，武汉地区则为9，长江下游三角地带为3.5，华南为3.9。”武汉地区是侵华日军的“兵力密度之最”。

1939年1月至10月，李先念率部队从河南竹沟南下，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后曾改称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

对于这支新生力量的诞生，党中央给予了很高评价：“武汉附近新四军挺进纵队（有9个团）的组建是一个伟大的成绩，这次经验证明了一切敌后地区，不论在华中或华南，我党均可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并且可以存在和发展。”

“抗击着武汉地区侵华日军兵力的48％，新四军第五师在抗日战场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据《国共两党抗战战绩比较》，截至1943年6月，日军在华中有14个半师团、24万人，新四军抗击了47%。新四军第五师共抗击了日军3个半以上的师团，共约6万人，分别占侵华日军总兵力的10%，占全国解放区战场抗击日军总数的17%，占日军在华中兵力的25%，占武汉地区日军的48%。

这些数据充分说明，新四军第五师在华中、在全国解放区战场、在中华民族的全民族抗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新四军第五师不仅在战略上牵制了日军，而且在战役战斗上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

从战役和战斗上积极协同正面战场作战，是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重要的战略任务之一。

1940年，枣宜会战，日军攻占宜昌，并以宜昌为基地，不断向重庆等地实施战略轰炸。值此紧要关头，刚诞生不久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果敢地挥师西进，于6月下旬一举攻击了伪军据守的鄂中交通枢纽平坝镇，继而在七八月间连续开辟了京山南山、襄西和天（门）西敌后战场，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火烧到了敌军的后方。

何应钦曾这样评价：“东南的各方游击队，对突入宜昌之敌，时时予以打击，不但使宜昌之敌在侧背上感受最大威胁，而且使宜昌之敌陷入进退维谷之境。”

“鄂豫边抗日根据地迅猛发展，对武汉构成了战略包围的态势。”

新四军第五师在斗争中实施贴近武汉、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截至1943年底，鄂豫边区的范围发展到东至皖西的太湖、潜山，西至沙市、宜昌、荆门、当阳，南至石首、公安、湖南的华容和鄂南的咸宁、蒲圻，北至河南信阳的北部。不断发展壮大的鄂豫边区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互相呼应，实现了对华中重镇武汉的战略包围。

[军事档案]新四军第五师

1939年1月，竹沟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留守处两个连组成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南下大洪山，先后与许金彪领导的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陈少敏率领的信应挺进队两个中队、陶铸和杨学诚领导的应城抗日游击队会合。

1939年6月，鄂中、豫南武装统一整编而成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任政治委员，不久由陶铸代理政治委员。

1939年11月，豫鄂边区委成立，豫南、鄂中、鄂东三个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并于1940年1月3日在湖北省京山县八字门建军，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刘少卿任参谋长，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

1941年1月，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暂兼政治委员，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后又任命刘少卿任参谋长。

1942年7月，新四军第五师归中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

1944年1月，第五师以1000余人组成豫南游击兵团（11月改称河南挺进兵团），挺进河南敌后，开辟了以遂平县西山查岈山为中心的根据地。

1945年1月27日，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胜利抵达大悟山，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师。10月下旬，第五师与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河南军区部队合编为中原军区。

（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湖北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供稿，彭剑青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