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国 （随州日报社 441300）

     新闻官司，是由新闻引起的是否构成侵权的法律诉讼。 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实施以来，当代中国的新闻官司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索赔标的从小到大，公民或法人同新闻媒体打官司的法律纠纷频频发生。因此，我们不能不正视它、重视它、研究它，目的是：避免新闻官司；化解或打赢那些找上门来的新闻官司。
    
     一、新闻官司找上门来
     回放之一：
     1996年6月，我到随州日报社任社长、总编辑不久，法院的一纸传票送到了我的手上。当时我还真有些惊诧莫名。

     那时我已在党委宣传部门工作了十多年，认真做事，谨慎为人，从不踩红线惹是非，如何招惹了官司成了被告？

     报社的同事告诉我事情的原委：《随州日报·星期刊》一年前曾刊登通讯员的一篇短稿，说的是某镇水管站长制止农民在稻田里钓黄鳝，没收了钓鳝人的黄鳝，结果这个站长又遭到了派出所长的“没收”。这篇报道及标题，褒所长贬站长，称站长为“小人”。站长为此气愤不过，将作者告上法庭，媒体被列为连带被告。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当被告。这个“被告”给我上了一课：传媒的法人不仅要对自己的言行、新闻作品负法律责任，也要为每个从业人员的新闻作品、乃至通讯员的新闻作品负法律责任。

     回放之二：

     2000年冬，一位年轻女性找到报社，声称她受到了《随州日报》一篇破案通讯的伤害。

     我仔细倾听了这位女性的诉说。她追问的是《随州日报》两年前的一篇通讯中的一个细节：一位男青年与人发生矛盾，动怒，动粗，追杀对方，致人死亡，以死罪告终。这是已经发生的事实。这位女性追问的是：“你们的报道为什么要说我是他的情妇？”

     为什么要披露一位女子曾是杀人犯的情妇？面对追问，这篇破案通讯的作者及办案的公安干警，拿出了当年案件有关材料、案卷的复印件。好在当年的办案材料上，有着该女子承认情妇关系的笔录。看到这些当年的痕迹，这位女性默然了。一场诉讼避免了，但我却感到一位女性内心的伤痛。其实，我们的报道在叙述破案的过程中，是可以做到不去披露案情之外的信息的。

     回放之三：

     2003年，《随州日报》又当了一次连带被告。事情的起因是，随州市农业部门查出一家外省种子公司的一种稻种不达标，负责种子检测的公司写了新闻稿，盖了市农业局的印章投送到报社。报纸刊用时，编辑给这篇稿子编的标题是《××种子不合格》。稿子刊出后，倒也平静。谁知过了几个月，××种子公司在他注册的外省省会城市的区法院，起诉随州市农业局部门的作者和刊登稿件的《随州日报》名誉侵权。

     在这场名誉侵权官司中，《随州日报》虽然只是连带被告，同样也认真对待，并且积极主张庭外和解，最终以对方撤诉而落幕，但作为传媒所应吸取的教训也是非常珍贵的。

     二、打好新闻官司是一门学问

     新闻官司不以传媒的意志为转移，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既然新闻官司如不速之客一样地来了，我们就要认真面对，大可不必“谈虎色变”。

     其一，和为贵。能避免的官司坚决避免，能庭外和解的则尽量和解。

     如案件通讯是不是一定要涉及到无关人员，是不是就应该抖出“情妇”之类的隐情？在编辑部内部，我严肃地提出了问题。这位年轻女性的追问，我觉得是给办报人敲了一记警钟。 这件纠纷是即时化解在诉讼之前，另一件纠纷则是化解在诉讼提起之后、开庭之前。

     外省那家种子公司起诉作者和报社的案子，我和法律顾问一起认真研究案情，仔细斟酌后，觉得原告是打官司的行家里手：他起诉的案由，不是讨论种子假不假，而是讨论种子名称与公司名称不相对应的问题。这就避己之短，攻人之短，抓住了报道的软肋。××公司是做种子生意的，所经营的品种几十上百，而随州有关方面查出的仅是其中一种，但见报稿犯了以偏概全、以个体评价全体的毛病。
     这样的官司“客场”打下去，其结果是不难预料的。为了中止进一步的被动，作为报社的法人代表，我积极寻求庭外和解，以达到对方主动撤诉。“以偏概全”报纸是有过错的，我诚恳地向对方表示歉意。对方感受诚意，同时考虑到种子业务发展的需要，最终双方握手言和，对方主动撤诉罢讼。

     其二，因势利导，客观冷静，变被动为主动，掌握诉讼主动权，避免诉讼“马拉松”，牵扯报社精力。

     “钓黄鳝”一案，本为通讯员之错，他不知道水利管理站有保护水产的职能，错误地批评水管站长，导致侵权诉讼。

     此案一审，判通讯员赔礼道歉，报社免责但要承诺刊登作者的道歉。这个判决可以说是公允的，对报纸也是比较有利的。但作者是个小青年，血气方刚，法庭上一怒之下，当场表示上诉，递交了上诉状。

     我初到报社工作，接触到这个案子已是作者上诉之后，与法律界的朋友讨论后得出共识：作者上诉到中院还是输；报纸作为追加被告就要陪着作者到中院去输官司，同时还要耗费精力。

     明知不可为，何必为之？为了避免陷入被动，我数次约见作者，和他谈法律，分析上诉的利弊，动员他真诚面对一审结果，主动撤销上诉。此案的了结，维护了报社的形象。

     其三，化解不了的官司，无明显侵权过错的官司，要冷静沉着地应对，有理走遍天下，该打赢的官司，一定要打赢。

     
     三、如何规避新闻官司

     有人说三种传统的大众传媒中，报纸遭遇官司的机率最高，风险最大，原因是白纸黑字，“人赃俱在”，一不小心，就踩上地雷，没准就被人或单位认为侵犯了名誉权、隐私权。

     在目前阶段的传媒运行中，规避侵权风险已与正确把握舆论导向、提高可读性一起，成了传媒领导人萦怀心中的大事。

     怎样规避新闻官司，怎样避免侵权，有了这些年的实践，我也有了一些体验。

     其一，要有侵权风险意识。

     随着民主法律的深入，法人和自然人维护自身声誉、形象、社会评价、个人隐私的意识越来越强烈，报纸作为大众传媒是一种公众话语，这种话语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社会评价。我们的记者、编辑切不可以为怎么表达、怎样叙述是我个人的事情，而不去斟酌、体会这种表达与叙述给当事人造成的影响，这是非常危险的。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果报纸的发布、新闻的叙述与表达由于不真实、不准确、不得当而给人造成伤害，发布者将要承担伤害所带来的后果，这就是传媒所面临的风险。

     这种风险给传媒造成的损失，从形式上讲可能是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而从实质上讲是公信力的降低，甚至是财富等利益的流失。

     其二，要有尊重名誉权的意识。

     公民和法人的名誉权，是法律的神圣赋予。名誉权包括的范围很广。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公民和法人都享有人格权、名誉权。公民还享有姓名权、肖像权、隐私权。报纸作为大众传媒，拥有公共话语权，说什么不说什么，怎么说，说到什么程度，应该有分寸有讲究。

     报纸的公共话语权实际上是有限的。新闻场不是跑马场。在一般情况下，新闻报道对正常状态的人比较尊重，在叙述和表达上有所顾忌，而对非正常状态下的人、有过错的人，往往容易居高临下，无所顾忌。如“钓黄鳝”案是因为报道称水管站长为“小人”，人家自然有话要说；那位年轻女性追问报社，是因为报道称她为杀人犯的“情妇”——其实，她并非案件的参与者，“情妇”之说也是可以不抛出来的——我们的报道何必让一位没有罪错的案外女子受到语言伤害呢？

     鲁迅曾说：我们不能在嫩苗上跑马。国人的名誉权也如同一丛丛嫩苗，拥有公共话语权的一方不要只图淋漓挥洒的快意，而不顾当事人的感受。抛却大大冽冽，特别地小心翼翼，才是我们对名誉权应有的态度。

     其三，要有自我保护意识。

     对新闻官司不必“谈虎色变”，是说新闻官司是可以冷静沉着地应对，而不是说不去重视它、规避它。

     事实上，新闻侵权的陷阱一直就在新闻人的身边，新闻工作者在采编实践中时刻要准备抗辩新闻侵权的指控。

     抗辩新闻侵权的最佳法宝，是内容真实。关于“内容真实”，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8条规定：“文章反映的内容基本真实，没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的，不应认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规避侵权的关键是采访要深入细致，务求真实、准确，同时要建立客观地、善意地叙事语言构架，对任何人即便是法律正在追究或已判定有罪的人，也不要肆意使用侮辱性、大批判类的感性语言。

     规避新闻侵权的再一点就是要有证据意识。记者采访要尽可能地获取和制作能够证明事实真相的文字材料、音像、文件，以备问责、诉讼之需。

     在司法实践中，真实性辩护靠的不是情感，而是证据。客观真实性和司法实践中的真实性，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客观真实是一个无言的事实，它是可以掩盖的，从不同角度去看，它是变形的；司法实践中的真实就是用证据去表明客观真实。只有既存在客观真实，又拥有司法真实，新闻人才能确保在侵权诉讼中立于不败之地。
     （编辑：徐蟾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