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河（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430072）

     2005年是名记者埃德加·斯诺( 1905－1972 ) 的百年诞辰。纪念这位中国人民爱戴的美国记者，首先就会想起他对中国的报道。他写的《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因其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革命斗争的史实，而被译成十多种文字出版，至今仍被中外新闻学者视为新闻报道的经典之作。一位记者因关心、报道别国的事件而获得如此高的声誉，在世界新闻史上并不多见。斯诺的卓越成就的取得并不是偶然的，透过他记者职业生涯的始末，可以看出，他的成功与他具备的优良品质息息相关，甚至从某种意义可以说，是他的卓而不凡的品行成就了他。吸取其营养，对提高当代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品质是大有裨益的。
    
     一 、关爱民众、关切人间疾苦的人道主义精神

     一位记者只要把整个人类框入自己的视野，视人如己、平等待人、尊重别人、同情弱者、关注民生，具备世界公民意识，把人类良知和社会责任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就等于向名记者迈出了决定意义的一步。 斯诺与其他世界公认的名记者都是这样做的。

     怀着同情之心报道穷苦人的事业。是斯诺记者生涯的主线。他的思想和写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支持弱者，关切人间疾苦。斯诺把一生大部分精力和智慧都放在了第三世界的事业上，尤其是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中国。他发表过的著作都是记录和描述中苏印三国人民怎样反抗压迫与剥削，抵制法西斯暴行的，书中大量的篇幅展示的是身处社会底层的广大劳苦民众苦难生活和他们的悲惨遭遇。在上海，斯诺曾毫不犹豫地脱下身上崭新的驼绒外套，去扑打一位陌生的中国人身上的火；“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他将进步学生掩藏在自己家中；芦沟桥事变后，他又护送邓颖超撤离日寇占领的北平。

     “我感到我自己是人类的一部分，因为我知道几乎每一个国度里的善良人们都是人类的一部分”。 “斯诺的生活形式是全球性的，他懂得许多国家的人民和思想他认识‘富人’和‘穷人’、权势者和卑贱者” ，他把世界当作整体来看待，和世界各地的人民紧紧相连，并认为自己属于全世界。不论是国家领袖毛泽东、斯大林、罗斯福、甘地，抑或是红军医生傅连璋、林巧稚、甚或“红小鬼”，不管他们的地位有多高贵或多卑微，他总是“以对待一个‘人’一样的敬意来对待他” 。所以，不论什么文化背景的人只要和他结识，都会被他天下一家的人道情怀所感染而愿意跟他无话不谈，他也因此总能得到别人想得而得不到的东西，并一次次地捕捉到独家新闻而震惊世界。

     斯诺自1928年踏入中国以来8年的角色所为，客观上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形势允许的情况下，选择他到陕北向外界报道那里真实情况的依据。周恩来在迎接他时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我们是没关系的。”1970年，为了向美国发出友好信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庆典上，被安排在天安门城楼上紧挨毛泽东，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

     斯诺的“天下一家”的人道主义情操帮助他与世界各地的人民建立了深厚友谊。这种友谊缩短了在他国采访报道中存在的语言、国籍、身份、辈分、习俗、价值观等方面差距。这是我们在从事国际报道时最应该从他身上汲取的经验与给养。
    
     二、不怕危难、不惧权势的无畏精神

     记者是一种带有风险性的职业。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提到，在他去陕北红区采访之前，曾有一些记者萌生过去那里采访的念头，但大都因为觉得那里太危险而最终放弃了。可是斯诺没有被困难和危险所吓倒， “ 这样做要经历怎样的艰难险阻? 我可不知道。但是在国民党—共产党交战的这些年月里，已经有无数人牺牲了生命。那么，以一个外国人的生命去冒险，以求得对事实真相的了解，还有比这更值得的吗? ” 可以说，《西行漫记》这部作品是他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

     第二次时世界大战期间，他冒着枪林弹雨跑遍了各个战场：从苏联到印度，从英国到北非，直至日本。1937年初，斯诺还曾担着被日本人逮捕的风险，同一些同情中国、反对日本侵略的在北平的外国人士共同创办了一个名为《民主》的英文刊物，并担任主编。他将中共秘密交通送来的苏区出版的《红色中华》和后来的《新中华报》等报纸上的材料，翻译摘编成英文，并亲自撰写文章，在这个刊物上发表。

     他曾因揭露皖南事变真相，同时受到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国际双方的不信任和刁难，但他只尊重事实，从不向强权妥协。对中国“文革”忧虑的态度，也充分反映了他的诚实的态度和勇气。

     另一方面，斯诺在采访报道地，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尽量采取合法手段、利用迂回方式与其周旋以企最终达到传布真相、揭露谎言的目的。因抨击“老子党”作风，苏联不许入境；因揭露皖南事变中国民党蒋介石的卑鄙行经，当局责令其离开中国；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又因同情、支持中国共产党，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祖国……他并没有被这些降临到他头上的一连串不幸压垮，屈服于它们。因为他知道自己和真理与正义站在一起。他不会不顾真相去迎合他人，更不会慑于权势而趋炎附势。他宁愿离境，也决不牺牲自己的职业操守。上世纪50年代，当他看到他供职的《星期六晚邮报》成为冷战吹鼓手时，他毅然辞去副主编的职位。
    
     三、大胆怀疑、不断探索的求真务实精神

     斯诺一生苛守的最核心的新闻理念就是真实、客观，凡事若非亲眼所见决不轻易相信，非亲自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为了新闻来源真实，斯诺总是设法获得第一手材料。1928年他到上海时，不是像其他的西方记者，囿于各通商口岸，靠从外国商人、传教士、外交官或说洋文的中国官员那里打听情况，而是深入到现实的中国社会中去。几年内，斯诺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耳闻目睹了各种情况。1934年，美国出版商汉斯曾和斯诺签订了一项合同，要他写一本关于红色中国的书，但斯诺迟迟没有动笔，他认为，连一名“红色”士兵都没见过，要写书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到那里去一趟，正是亲自去一趟，使斯诺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写出震惊世界的《西行漫记》。

     在《西行漫记》修订本注解中，斯诺写道：“我提出的关于毛泽东个人问题的单子只是一个参考提纲，谈话常是前后跳跃的，有时从进一步提问中又引出各种各样的补叙。我把笔记精心地加以整理，而后交给吴亮平；由他把全部草稿译成中文交毛泽东审阅。经毛泽东的校订、调整和扩充、压缩，我和吴亮平又把稿子译成英文，然后再翻成中文。经过毛泽东的再次审阅，拿出一个二次修订稿，这样，吴先生和我才把它译成中文。”由于斯诺的这般认真，所以由他编发的东西其真实与准确度就不言而喻了。斯诺在该书1938年中译本序言自白到：“从字面上讲，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上来讲，这些故事确实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而且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而是毛泽东、彭德怀等人口述的，”“没有把它作文学上的加工”。无怪乎日本学者、著名评论家尾崎秀树曾感叹道：10年前他曾向要了解中国的人介绍了《西行慢记》等五本书，可现在想另选五本，才发现难以找到可以代替的著作。

     斯诺在新中国成立后，多次重返故地访问，对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巨大成就感到欣喜不已，大力讴歌，但同时也对中国的工业生产技术水平、人民的生活水平与美国差之甚远的客观现实直言不讳。尤其在“文革”中，他对红卫兵大串联、对“个人崇拜”等表示了自己的不解与忧虑。也许正是由于他的这种“第三者”角色，使他能够比我们众多当时人保持了更清醒更客观的态度。

     斯诺是一位名记者、名作家，但他一直过着很简朴的生活。他的积蓄大多用于了他所遇到的那些受苦受难或需要帮助的人。他当年来中国时有意把自己的汉语名字取为“施乐“，就是因为他爱“乐善好施”。正像这个名字一样，斯诺的一生正是向第三世界的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

     尽管斯诺所处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斯诺的职业品质对今天的每一位想在国内外新闻界有所作为、施展抱负的新闻工作者来说，仍然具有深远的理性启示与样板引导意义。
     （编辑：吴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