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行三人,一对半的烟民酒鬼,坐在硬座车厢,打开窗户,一边欣赏窗外胜景,一边抽烟喝酒,阵风袭来,凉意飒飒,神情振奋,谈笑之间,抵达石家庄,近20个小时的车程,也不觉得过分劳顿与沉闷。
找到那家研究所,产品似乎没有多大的区别,只是名称不同,叫做“瓷漆”,可转让费却丝毫不含糊,至少也要四万元。副局长把手一挥:“走,上北京!”
石家庄到北京,不足四小时的车程。长途跋涉,我们已经厌倦了火车,于是改乘长途汽车,心想一边感受京石高速的舒坦,一边沿途观赏风景,了解风土人情,权当假公济私,到此一游。
但在长途汽车上,所见所闻,大煞风景。
中巴车为了逃避收费,放着宽阔平坦的高速公路不走,专走早已废弃的老路。汽车一路颠簸一路险权且不论,强占座位的、泼妇骂街的、玩三页牌行骗的、明抢暗偷的,与首都北京的称号大相径庭。
我等自作自受,活受了几个小时的洋罪,傍晚时分,终于抵达北京。
那时的京城,旅馆不像现在这么多,又值旅游旺季,各旅店、招待所人满为患,连澡堂子都挤满了客人。星级酒店住不起,又找不着便宜的住处,倘只有我一个人,到学校与任何同学挤一宿,即使找不着同学,天又不冷,路边、檐下、地铁站,流浪汉似的,天当房子地当床,哪儿都能凑合一晚,还省却了住宿费。可这次不同,副局长跟着,他上了年龄,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又是有身份的人,不能太过委屈。于是,大街找不着,就钻小胡同,从城南到城北,跑得腰酸腿疼,最后来到海淀,终于找着一家私人小旅馆,只有两张床位,每人五元,而且没有发票,我们不满意,还要继续找,副局长照例把手一摆:“算了,累了一天,早点歇息吧!”
于是副局长睡一张床,我与秦×ד脚打蹬”同挤一张单人床。在阴暗潮湿的个体小旅店度过了难忘的一夜。
早上起来,在路边的小摊儿吃了煎饼果子、馄饨,胡乱糊弄了肚子,便直奔清华大学。清华方面,见我去而复返,以为我等的银子成了囊中之物,口气更硬。“八万元转让费,一个子都少不了。”
“看来只有和通县做生意了。”副局长如此对我们说。
途经天安门,秦××未到过北京,免不了要游历一番。不想内急,急寻方便之处。那时,收费公厕刚刚兴起,天安门广场的公厕如同大栅栏的食堂一般,必须排队等候。公厕前,四个男女在忙不迭地点钞票,旁边竖着一块木牌,上书:入厕贰角,不找零钱。
副局长从厕所出来,望着长长的如厕大军,不禁感叹:“在天安门当一个厕所所长,比在长安县当财政局局长收的钱都多。”
走累了,三人找一阴凉处席地而坐,点上烟,美滋滋地吸着,谈论着来京的感受。也许是口渴的缘故,烟刚刚抽到一半,秦××随手一弹,半截香烟在空中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跌落在不远处。一位老者径直走到了秦××面前,从兜里掏出红袖章,在他眼前一晃:
“你扔的烟头?拣起来!”然后飞快地撕下一张票,塞给秦××:“罚款五元,下次注意。”
秦××还没弄明白是咋回事,一张罚款单已经到了手里。事后,副局长开玩笑:“首都人真是水平高,连罚款都美妙至极。”
抵达通县小务镇时,已是万家灯火时分,安排他们俩人住下,叮嘱店老板准备饭菜,我借了店老板的破自行车,直奔德仁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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