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昆明一家餐厅推出“女体盛”，被媒体一顿板儿砖拍了回去。事隔两个多月，又有重庆一家《新女性》杂志反其道而行之，推出颇富女权色彩的“男体盛”。与“女体盛”的大张旗鼓所不同的是，苦心筹划的“男体盛”，却仅限于被杂志社的女性编辑等“内部人”所享用，而没有成为公开张扬的公共事件，以至于如此别出心裁的策划，却是在一年之后才被媒体注意，白白地“盛”了一下，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回顾“男体盛”的整个操作过程，这个包装成商业噱头的策划，更像是一次行为艺术：你们招呼一帮男人亵玩“女体”，我就号召几位女性“享用男体”。两性未必就此平等，但至少可以用对男性稍加羞辱的方式提醒男性，把女性身体当成“容器”的所谓“文化”，其实隐藏着多少两性间的不公。“女体盛”被媒体曝光之后，本报曾发表社评称：“其实对于‘女体盛’这类恶趣的是非判断是极其容易也简单的：此类行径的卖点，大多建立在绝对的性别歧视和暧昧的色情基础上。而这两个特点所构成的那点‘趣味’虽然有着悠久的传统，但其在任何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中，都违背了基本的‘政治正确’，受到公众的厌恶和舆论的抨击是必然的。至于商家所谓‘弘扬饮食文化’之类的说辞，不过是婊子的牌坊，连遮羞的效果都不显著。”而用恶趣嘲讽恶趣，也是一种可行的反抗方法。由《新女性》杂志策划和操办，这样的目的就更加明确。遗憾的是，一场本该大加张扬才能达到目的的行为，却在几个“内部人”之间悄悄进行，以致极有可能被解读成一场见不得人的阴暗举动。

    操办此事的媒体所面临的两难处境也不难理解，“女体盛”风头刚过，“男体盛”也不免被视作对“女体盛”的恶仿。舆论一旦如此定性，则无论操办者做何辩解，也很难说服公众。而更加吊诡的是，虽然以反抗“女体盛”为诉求，但“男体盛”在公众中所激起的反感，可能比“女体盛”更甚。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在一个没有根本改观的男权社会中，对男性的不恭往往会比对女性的不恭引起更大的波澜。正如公众对男女之间的“老少配”已经见惯不惊，对“姐弟恋”却不免议论纷纷；以女性为观赏对象的女色文化史不绝书，而刚有F4走红，就被冠以“男色时代”的先声。恰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让男性的“玉体”也“横陈”一下，在公众中激起的厌恶和愤怒，将远比“女体盛”更强，推己及人，有良心的公众或许将就此对女性的命运更多一分体味和同情。然而在同样的文化背景下，“男体盛”所激起的“恶心”，也极有可能转而指向“男体盛”本身，而不是对“女体盛”的反思和谴责。也许恰是出于这样的尴尬，一场不敢公开张扬的“反抗”，就此沦为一场偷偷摸摸的尴尬闹剧。

    不过也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对《新女性》的“这一次”策划的解读，决不意味着我们对“男体盛”的普遍支持。无数事实已经给予我们足够的教训，必须对任何社会现象保持足够的警惕。“男色时代”的说法虽然有些耸人听闻，但在一定范围内以男性为“消费”对象的现象，也确有苗头。社会学家或许可以从中观察两性关系的新变化，但对于一般公众而言，他们恐怕难以从这种男色文化的兴起中读出两性关系的新变化。如果有一天“男体盛”不再是一件以反抗性别歧视为诉求的“行为艺术”，却当真成为以男色招徕生意的商业噱头，那可真是让人不知说什么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