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与“余永泽”

杨沫与张中行过着平淡琐碎的小市民生活，日复一日。

但张中行与母亲的差异越来越大。他是个学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重研究，轻实践，重东轻西。母亲接触了马列主义新学说后，特别好奇和神往。而他呢，却看不大惯，认为是西方来的，背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不满意国民党，对共产党也敬而远之。他醉心于中国古文古籍的研究，反对母亲参加过多的社会活动。他只要求母亲给他做饭，操持家务，陪他睡觉，生儿育女，老老实实过日子。

张中行是北大高材生，根本瞧不起初中毕业的母亲。他数次警告母亲：少看赤色书刊，太危险。不要跟共产党掺和，当心坐牢。然而母亲继续我行我素，两人感情上的裂痕越来越大。

一次，母亲因为看革命书籍，忘了做饭。张中行回来吃午饭，见她不司妇职，生气地说：你这么喜欢无产阶级，为什么不下煤窑去啊？为什么还穿资产阶级才穿的皮大衣呢？

母亲有一件她妈留下来的翻毛皮大衣。

母亲气极了，与他争吵起来。

但张中行尽管对母亲不满，还是深深地爱着母亲。

有一次，母亲到滦平县办事，因吉鸿昌将军在长城一带抗日，交通断绝，一时间回不到北平。张中行急坏了，写了一篇情深义重的散文，登在报上。母亲返回来后，很受感动。

1936年春，张中行大学毕业，到天津南开中学教书，他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不少。但母亲仍想出去工作，不愿靠丈夫养活。经过努力争取，张中行终于让步，母亲再次来到香河县立小学教书。

解放后，张中行还与母亲见过面。但与母亲相比，境遇差了很多。他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般职员，一个月只几十块钱，母亲算是老干部，要比他多两三倍。但他政治上还算平安无事，这样默默无闻地生活到了1958年。

随着《青春之歌》被改编成电影、京剧、评剧、话剧、评弹、歌剧、小人书……书中的人物也都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张中行这个母亲的前夫，日子开始不好过，人们对他冷眼相看。认为他就是小说中的余永泽，自私、落后，庸俗的典型。

其实，真实的他，要比书中的余永泽好得多。他有着中国文人的正直，从不干告密打小报告之类的事；也从不乱揭发别人，踩着别人往上爬。尽管杨沫在书中塑造的以他为原型的余永泽虚构了一些他所没有的毛病，矮化了他，让他背上了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但他对杨沫的评价始终是肯定的，正面的，从没有什么怨言。而他的妻子就非常受不了，对杨沫很有意见。

有人让他写文章，给自己辩解一下。张中行说，人家写的是小说，又不是历史回忆录，何必当真呢？就是把余永泽的名字改成张中行，那也是小说，我也不会出面解释。

就这一点来说，真比当今某些人动不动就对号入座，跟作者打官司有气度，有风范。

他虽然学识渊博，业务能力很强，却长期不受重用，运动一来，率先受审查。文革中他被发配到安徽凤阳劳动改造。其间，被批斗三次。一次是因挑水把水桶掉到井里，没有捞上来，说他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一次是因为晚上看彗星，被认为是想变天；一次是因书写唐诗宋词，而不钻研红宝书……后被遣返回原籍，一贫如洗，饱尝了世间炎凉。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还默默无闻。

他的处境，不能说与母亲的《青春之歌》没有一点关系。

明日请看：改变命运的除夕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