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发展母亲入党

母亲巴不得赶快入党，便隔三差五地催父亲，缠着父亲，要父亲向上级反映。她以加入这个神秘的，有危险的，荟萃一帮好人的组织为荣。

在母亲的不断催促下，1936年12月的一天，父亲让母亲写个材料，讲讲自己的出身历史。

母亲问：写它做什么？以为父亲给自己找了个工作。

父亲说：你总缠着我要干什么？母亲马上明白了，欣喜若狂。

12月末的一天，父亲通知母亲，党组织批准了，她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母亲觉得幸福极了。她后来在文章里多次自豪地提到1936年12月她加入了党的怀抱。她非常看重这个。

以后，父亲常常给母亲一些文件和材料看。

那时候入共产党，当不了官，长不了级，分配不了好工作，不会受重用，却有可能坐牢，甚至被杀头。为什么母亲还要冒着危险参加，图个啥？很简单，母亲就是觉得它好，它革命，它代表未来。

母亲这时22岁。

1937年七七事变后，母亲不愿在北京当日本鬼子的顺民，随她哥哥到上海投奔妹妹白杨。不久上海又发生战火，妹妹要去重庆，劝母亲也去。

这时候，母亲收到了父亲的一封信，说他已回到老家河北深泽。母亲决定返回河北，寻找父亲。在兵荒马乱的时刻，她抱着1岁多的女儿徐然，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深泽县，随即与父亲一起参加了冀中地区的抗日战争。

她自己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1937年12月，担任安国县妇救会主任1938年5月，调冀中区任妇救会宣传部长

1939年5月，调冀中十分区任妇救会宣传部长

1941年春，因病到铁路西十分区易县的后方医院疗养半年多

1942年1月，在平西游击区的挺进报社工作

1942年4月，到华北联大文学系学习半年

1942年11月到1943年3月，在十分区政治部临时帮忙

1943年4月，回十分区任抗联会宣传部长

1944年8月，调十分区黎明报社任编辑1945年11月，调《晋察冀日报》任编辑……

看得出，母亲主要搞妇女工作和宣传报道工作，并不在第一线打仗作战。但就是这样，她作为根据地的文职人员，每天的生活也充满危险。她这个昔日的“大小姐”得以有了一段无比艰苦和难以忘怀的经历。

她曾亲眼目睹叛变投敌的霸县县大队副大队长将丈夫抓走；她为躲避鬼子搜捕钻进狭小的炕洞里，几乎闷死；重病中，她曾被地主房东的儿子调戏过；还曾冒险藏在一卷苇席里，从鬼子眼皮底下溜了过去……

这些是她北京的小市民生活根本没法比的。那么危险，那么刺激，又那么丰富多彩。

战火的锤炼其实就是死亡的锤炼。死神的影子总在母亲身边飞舞。

尽管这一段经历是她毕生中最残酷、最紧张的一段生活，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身边的同志三天两头牺牲，母亲却说：“抗日战争中的那段生活，那段往事，变成了我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最难忘怀的记忆。回忆起来，无论那之前或那之后，我的任何生活都不能和那段生活相比。我爱那段生活，我以自己有幸参加了那种充满战斗气息，而又无比丰富多彩的生活而自豪。”（见《杨沫文集》5卷446页）

明日请看：写《青春之歌》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