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青春之歌》前夕
据母亲说,她第一次患重病是1939年春。那时,她担任冀中妇救会的宣传部长,跟随贺龙的120师行动。她因过度劳累,缺乏营养,染上了黑热病。
组织上提出让她回北平治病,她却舍不得战友,不肯去。后来多亏固安县牛驼的一个农民老头,姓勾,用自己的偏方挽救了她的生命。
但身体总没好利索,这样维持了两年。到1941年春,病重得实在无法工作了,她不得不到易县十分区后方医院休养,住了半年多才痊愈。
1949年3月15日,母亲在解放区生活了12年之后,重又回到北京。
尽管新中国成立了,环境好了,生活安定了,母亲在兴奋之余,还是郁郁寡欢。这除了病痛,其中很大原因是工作上的问题。
她在人民日报的一段期间,与顶头上司有些隔阂,所以特别想调离。
经多方奔走,母亲终于如愿以偿,离开了报社,调到北京市妇联。她觉得这样能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对创作也有好处。
谁知到市妇联上班后,只看了两天文件,头就疼得受不了。母亲只好到妇婴保健所找温泉中学的同学齐珍屏大夫看病。齐给母亲介绍了一位外国医生,仔细检查了一番后,说子宫没病,只有一点炎症,血压不高,头痛可能是眼睛的毛病引起的,建议她到同仁医院看眼,配副眼镜。
但配了眼镜之后,头痛依然如故。
其它的苦恼又随之而来。
根据地12年的血与火的磨炼,长期与河北农村的大娘大婶们一个炕头生活和工作,使母亲从外貌到说话腔调,完全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她平日戴着蓝帽子,穿着列宁服,讲话通俗,杂有河北雄县一带的口音,完全没有城里小知识分子的文绉绉。她与大家交往谦虚随和,平易近人,一点没架子。外人很难想到她是个1936年入党的老革命。
到妇联后,很多同事都把她当成了工农干部,以为她是乡下人,因而或多或少有些轻视她,不把她当回事,随便给她点工作干。
母亲对这样的待遇有些想法是很自然的。干什么都要有个先来后到,刚参加工作的怎么能与十多年前就参加革命的一样对待呢?论资排辈怎么也得讲一点。
当时市妇联在洋溢胡同,一栋三层小楼,所有工作人员都要求住在机关,周末才能回家。女儿小胖患了肺结核,母亲也不能回家照料,十分痛苦。
一位刚从香港回来的女同事,快要临产了,还住在集体宿舍。这位女同志有些担心,找到母亲问,如果分娩了怎么办?母亲安慰她说,你不用着急,共产党还能让你在大街上坐月子?没想到,妇联领导因此发了脾气,她瞪着母亲,拍着桌子喝道:杨沫!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们妇联要求所有干部都住在单位是因为现在刚解放,工作繁忙,你是不是认为我们制定的规定不通人情,让人家在大街上坐月子?
这位领导比母亲年轻,参加革命的时间也比母亲晚得多,却如同主子训仆人似的厉声喝斥,让母亲的心情骤然恶劣起来。
年底,母亲正式辞掉了市妇联的工作,把组织关系转到了市委组织部,后又转到了北池子街道(当时住在马圈胡同12号,白杨买的院子)。她开始与街道家庭妇女、小贩、小手工业者、蹬三轮的一起过组织生活。
痛苦出作品,大痛苦出大作品。《青春之歌》就是在这种近乎绝望的痛苦情绪中开始酝酿,开始写作的。
明日请看:动笔写《青春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