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苏华（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510405）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也是我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我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最伟大的胜利，是中华民族与全世界进步力量大联合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各民族大团结的胜利，也是中华民族各阶级、阶层大动员的胜利。在长达8年的艰苦奋战中，既有血与火的军事战场，又有笔与纸的文化战场。在第二个战场上，华文报刊的抗日宣传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三省；1935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向华北发动了新的侵略。在全国人民爱国救亡的强大呼声中，抗日救亡的报刊遍布全国各地和国外华侨集居区，总数多达1000余种。这些抗日救亡报刊深受广大群众欢迎，发行量一般超过万份，有的超过15万份。

抗日救亡报刊的出现与广泛发展，是这一时期我国新闻界发生新变化的主要特点。为叙述的方便，下面拟分阶段择取一些有代表性的报刊论述之。

腥风血雨战上海

抗日救亡运动初期，上海的救亡报刊有100多种，如《生活》周刊、《立报》、《新生》等，还有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出版的《国难新闻》，学生救国联合会出版的《学生导报》，文化界救国会出版的《救亡情报》等。这些报刊的数量、质量等，均为全国之首。此时的上海成为全国抗日救亡宣传的中心。

在上海及全国救亡报刊中，最有影响的是《生活》周刊和《立报》。

《生活》周刊于1925年10月11日创刊，邹韬奋接办后实行改革，深受读者欢迎。“九一八”事变后，《生活》呼吁抗日救亡，成为以新闻评述为主的周刊。

从1932年7月到1933年10月，《生活》连续发表随国联调查团赴东北调查的著名新闻记者戈公振的通讯，赞扬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生活》周刊为号召大家起来抗日救国，还编印了《生活困难惨象画报》，发起了援助东北抗日战士的捐款运动。1931年经《生活》收转支援东北马占山抗战的捐款达12万元。1932年，淞沪战争爆发。《生活》周刊发表了邹韬奋的《痛苦全市同胞》和《几个紧急建议》。文章指出：“我们要想救国保族，必须下决心不怕牺牲”；“此时应全国一致对外，……只知共赴国难，不知其他。”《生活》周刊在淞沪战争期间，每期都刊载该刊记者写的《上海血战抗日记》，增印《上海血战抗日画报》，同时还办了生活周刊社伤兵医院，为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征募军需用品和慰问品。这样，《生活》周刊一跃成为著名的抗日救亡刊物，销售量从开始的2800多份增加到15万多份，成为当时全国最畅销的刊物之一。

当时全国最畅销的报刊还有《立报》。《立报》1935年9月20日创刊，其原则是“立场坚定，态度公正”，“对外争取国家独立，驱逐敌寇；对内督促政治民主，严惩贪污。”《立报》创刊之日发表宣言，提出“报纸大众化”的口号，要求文字通俗，售价低廉，每份四开一张只收一分钱；还提出“少抽一支烟，多看一份报”的口号，同时宣布“永远不涨价，终年不休刊。”

《立报》采用“大报小型化”的办报方式，篇幅浓缩，内容精要；在言论上力主抗日，争取民主；在编采上竞争消息，广用照片；在文字上简明通俗，一看就懂。这种以广大劳苦大众为主要对象的报纸，深受群众的欢迎。当时有人称《立报》是立着看的，等车、乘车时都可以买一份《立报》看。

在淞沪抗战时，《立报》还大胆起用年龄只有十六七岁的新闻专科学校初级职业班的毕业生，利用青年人敏捷好动的特点，放手让他们去前线采访，速度之快，消息之多，令上海各大报刮目相看。《立报》每天发表抗日言论，并及时报道战况，因而每天报纸一上市，立即被抢购一空。《立报》每天发行量超过20万份，打破我国自有日报以来的最高发行记录。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外国租界当局宣布“中立”。当地中国驻军同日军激战3个月后西撤，上海除租界外均被日军占领。当时人们习惯把此时的上海租界称为“孤岛”。

上海虽然沦陷，但新闻界的爱国志士毅然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以新的形式同敌伪展开殊死的斗争。他们利用租界内外国人办的中文报纸不受日军检查的特殊条件，创办了一批托名洋商的抗日报纸。这种报纸被称为“洋旗报”，主要有《每日译报》、《文汇报》、《国际夜报》、《导报》、《通报》、《大英夜报》、《循环报》等。

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对爱国志士的抗日言行恨之入骨，采取恫吓、武装袭击、暗杀等手段，对他们进行疯狂迫害。报人蔡钓徒、张似旭、程振璋、朱惺公、金华亭等均先后被暗杀。

“孤岛”上的爱国报人，在血腥恐怖中，以笔为武器，同敌伪展开了殊死的斗争，用生命和鲜血在“孤岛”上浇灌起一片希望的绿洲。

《全民抗战》在武汉

1937年11月13日上海沦陷，一些报刊纷纷内迁。其中，邹韬奋于1937年8月19日在上海创办的《抗战》迁到武汉，并在1938年7月7日抗战一周年之际，与李公朴在武汉创办的《全民》合并为《全民抗战》三日刊。

该刊在《全民抗战的使命》中表明其任务是“巩固全国团结，提高民族意识，灌输抗战知识，传达、解释政府的国策，剖析国内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国际之情势”；“使政府经常听到人民的声音，民间的疾苦，动员的状况，行政的优劣，使政府在领导抗战，实施庶政上得到一种参考”。

此时的“战时首都”武汉，已陷入了日寇步步逼近的围攻之中。《全国抗战》在“全国动员！”“抗战到底！”的口号下，坚决、沉着地投入了保卫武汉的战斗，开辟了“三日来的保卫武汉运动”、“三日时事解说”专栏，出了“保卫大武汉特刊”。

《全民抗战》满腔热情地报道抗日群众运动。当武汉发起三十万封慰问信运动时，她即发表《参加写慰问信的竞赛！》文章；当武汉发动为军队和难民征募五百万件棉衣运动时，她即向群众叙说“天气渐渐寒冷，前方将士感到衣单履冷的痛苦”；还不断报道一些团体、组织的工作经验和成绩。

《全民抗战》对国民政府调集百万军队，修筑工事，抵抗侵略军，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与评价；对英勇抗战的国民党官兵，表示了崇高的敬意，赞扬他们是“震动寰宇的民族战士”，他们的抗战事迹“真可以动天地，泣鬼神！”

《全民抗战》对抗战中存在的问题，则及时地予以指出并提出批评。

她批评国民党内存在的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战，已粉碎了日本“三月灭亡中国”的美梦。现在 ，敌我都到了“很艰难时期”。但是，“敌人的艰难比我们更大”，已到了“焦头烂额难以补救的地步”。我们的艰难则“易于克服”，只要团结抗战，最后的胜利必然属于中国。悲观主义、失败主义是软弱、屈服的表现，而屈服就是准备做奴隶。“我们不愿做奴隶，不愿以此侮辱我们的祖宗先民，不愿以此残害后世子孙，唯一的途径只有巩固团结，坚持抗战”。

她批判国民党顽固分子的所谓“民众运动有流弊，不如不办”的论调，指出：群众运动的缺点，不在本身，而主要在政府。“谁不爱国？谁不爱家？谁不愿为国家尽力？去拼几个鬼子？”“武汉一百二十万人民至少有五十万是可以动员起来的。再加上整个战区的农民武装和动员，那就不要说敌人现有的兵力，绝对不能占领我们的武汉，即使敌人再加上几倍兵力，我们武汉也将变成敌人的坟墓”。那些要取消民众运动的人，无非是要“民众冷静地站在抗战之外，抗战成为孤军的奋战，而最后的胜利将成为空话。”

为动员全民抗战，她还大力宣传持久战和游击战的思想。有的文章还明确指出，即使武汉沦陷，还可以利用鄂中、洞庭湖、洪湖一带的有利地形，组织游击队，开展武汉周围的游击战，“给予敌人重大打击”。

《全民抗战》在保卫武汉的三个多月中，出版了四十多期。她战斗在民族抗日的洪流里和思想战线的最前线，和全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齐战斗，成了团结抗战的号角，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刊物之一，其销售量达三十万份，发行地区遍布全国各大中城市。

抗日呐喊汇香港

香港是中国近代报业的发祥地。1841年5月1日，香港出版了第一家英文报纸－－《香港公报》，1937年，《中外新报》正式成为香港第一份日报。在1937年至1945年抗战期间，香港的报纸处在非常时期。

“九一八”事件后，全国人民奋起抗战，香港民众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各种港报纷纷派遣记者赴内地采访，战事新闻、内地新闻在港报大量刊出。“七七事变”后，香港报业发展很快，有30多家报纸同时发行。

30年代中期，一些重要的内地报刊纷纷迁港出版或由报人到港再行创刊。主要有《生活日报》、《大众生活》、《立报》、“星报”、“中国晚报”，《星岛日报》、《大公报》等。一时之间，香港成为抗日宣传的集中地。

1941年5月17日，《大众生活》正式在香港出版新一号，在其复刊词中宣布自己的办报方针是：对于进步的、有利于民族前途的一切设施，“愿尽其鼓吹宣传之力”，但对于退步的，有害于民族前途现象，“我们也不能默尔无言”。《大众生活》的主要栏目有社论、论文、读者来信等。其社论均经编委会讨论后，由邹韬奋亲自执笔；其论文多是关于国际国内与抗战有关的专题研究，作者都是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对于读者来信，邹韬奋经常亲自回复。《大众生活》起到了团结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共同抗战的巨大舆论作用，深受群众欢迎，每期发行数高达十万份。

1938年4月，《立报》在香港重新出版后，不但保持了其原有的风格，而且还增加了介绍陕北、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的文章，全面报道中国的抗日运动。

《大公报》香港版在1938年8月13日创刊，用以纪念上海抗战一周年。该报一创刊，就报道了香港民众纪念“八·一三”抗战一周年的活动。1938年12月，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后，《大公报》予以无情揭露，并刊出不少文章予以痛斥，如“国府明令严缉汪兆铭”，“一幕丑剧”，“日阀赶制中的汪逆政权”等，产生很大影响。

1941年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在港创刊。该报坚持自己“抗战、团结、民主”的办报宗旨，在抗日反投降的大前提下，团结合作，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抗战期间，汇集香港的华文报刊，组成阵阵抗日呐喊，有力地打击了敌伪的进攻，鼓舞了人民的斗志。

海外赤子爱国情

在抗日战争时期，旅居海外的爱国华侨热切地关注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各地华文报刊相继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华侨社会由抵制日货发展到出钱出力支援抗战。在抗战热潮中，华文报刊有了迅速的发展，发行量步步上升。一些报社纷纷罗致人才，加强采编力量；有的报社更新技术装备，改进内容和形式。如新加坡1939年出版的《南洋年鉴》有250万字；1940年《星洲日报》编印的《星洲十年》有1300余页，内容丰富，极具参考价值。这些都是海外华文报刊史上的创举。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了东南亚大部分地区。日军所到之处，侨报被查封，财产被没收，一些华侨报人遭到迫害。但是，华侨报人并没有屈服，他们转入地下，与敌人继续斗争。

在抗日战争中，这些来自五大洲的海外侨胞的抗日呐喊，汇成了时代最强音，成为打击敌人，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文报刊，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编辑：徐蟾桂）#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