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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塑新闻舆论名城辉煌--由武汉报业史引发的思考


(2005-10-10 09:54:28)

  吴三敏(新闻前哨编辑部  430077)

       武汉市,作为湖北首善之区,“九省通衢”之地,曾是历史上的革命名城,也曾是历史上宣传革命的报业名城。拂去历史的尘埃,将散见于史书的记载汇聚起来,重新审视,不难发现这座都市曾在中国新闻近现代史上闪亮过一段耀眼的光芒。它在历史上所扮演的报业名城的灿烂角色,令后世惊叹,让今人骄傲。将这座报业名城在历史上的三起三落,骤闪骤失的原因剖析开来,或许能给当代楚天新闻人以启迪。

       一、武汉作为历史报业名城的史料佐证
       武汉是中国近代新闻报纸创办最早的地区之一。从1866年英美人合办英文报纸《汉口时报》、由中国人自办的最早的民间中文报纸应从1873年艾小梅在汉口创办的《昭文新报》[1]算起,至今已有130多年的历史。而在辛亥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初期,武汉曾是全国政治舆论中心,出现过三次办报高潮[2]。
       (一)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武汉进步与革命的报刊如雨后春笋。
       辛亥革命成功,武汉革命新闻宣传功不可没。史学家称:“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湖北思想界一派生机勃勃,处处领风气之先,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3]。而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湖北民办报刊的勃兴。有研究资料表明:晚清湖北(主要在武汉)先后共创办了50多家报纸,其中除一部分为官报和民办商报外,大多数掌握在反清反帝的革命团体手中[4]。这些革命团体,从一开始就注重抓报刊,进行革命舆论宣传。1902年1月,湖北留学生刘成禺等20余人在汉办起了《湖北学生界》杂志,宗旨是“输入东西之学说,唤起国民之精神”,而后易名为《汉声》,公开宣传要与清王朝“喋血苦战”,开出一片新天地。《湖北学生界》创办最早,开同类全国留学生刊物之先河。稍后又有范熙壬等组织了新译界社和湖北译书社,并创办了《新译界》杂志,大力鼓吹反帝反封建思想。参加同盟会的留学生朱和中回汉后办起了乐群印刷社,翻印《猛回头》、《警世钟》、《黄帝魂》等革命书籍,销售《湖北学生界》等进步刊物[5]。革命党人和团体起先多是利用外国人在汉的报刊阵地进行反清宣传,从1908年开始直接自办报纸,如李亚东、陈少武在狱中办起了《通俗白话报》,群治学社办起了《汉口商务报》,振武学社办起了《大江白话报》,文学社续办《大江报》,东京共进会派郑江灏等人回汉办起了《湖北日报》、《政学日报》,湖北共进会办《雄风报》,同盟会派姜旭溟等回汉办《江汉日报》等等[6]。这些进步和革命的报刊与革命士兵及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反映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因而得到革命士兵和大众的拥护。革命党人用报刊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反动当局的各种罪行,号召人民起来抗争,被有识之士誉为“无声之金鼓,诛奸之妙器”,也因此屡遭封禁。然而武汉的进步和革命的报刊,亦如武汉的革命组织一样,此落彼起,赓续不断。1908年5-6月,《江汉日报》连续转载长篇文章《革命党史》,介绍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发展史,称赞孙中山先生是“革命党之急先锋”,是“民族民权主义急进派”的领袖,“法欧美之学说,倒现在之政府,建设社会民主政体,且直以武力而期成功”。结果该报被清廷军机处下令“严行查禁”,前后发行不足五个月[7]。
       1911年7月17日,《大江报》刊载何海鸣《亡中国者和平也》一文,批判清王朝在列强的侵略瓜分面前一再委曲求全,猛烈抨击立宪派的跪请立宪的改良主义做法。九天之后,该报又刊出黄侃所写的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文章标题触目惊心,语调激昂悲壮,用简洁而勿庸置辩的逻辑,揭示出当时非革命不可的道理,如雷鸣,如狮吼,轰动全国。清政府大为震怒,立即以“淆乱政体、扰害治安”的罪名查封报馆,逮捕该报主编詹大悲、何海鸣,造成全国关注的“大江报案”[8]。
       然而,革命报刊播下的革命火种,已成燎原之势,势不可当。就在“大江报案”事发两个月后,武昌起义就爆发了,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转瞬之间寿终正寝。次年4月,孙中山先生在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后,首先来武汉慰问,他总结说:“此次民国成立,舆论之势力与军队之势力相辅相成。故曾不数月,遂竟成功。”[9]这是对辛亥革命的充分肯定,也是对首义之区新闻革命舆论的高度评价。
       有研究者认为:“晚清湖北报纸虽起步于沪港之后,但发展迅速,影响较大,在传播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介绍先进科技知识、宣传维新以及鼓吹革命等方面起过振聋发聩的重大作用,在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10]
       (二)“五四”时期至国民政府在汉建都时期,武汉进步与革命新闻如火如荼。
       辛亥革命后,湖北政权落入封建军阀之手,武汉进步的报刊受到控制,革命的报刊遭到迫害,文化思想领域内的一股复古尊孔思潮却在逆流而动。然而革命的思想是扑不灭的。从1915年9月开始,北京先进知识分子,率先发动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影响渐渐波及湖北。领先响应者是时年20岁的恽代英,在武汉地区带头开展新思想的宣传和讨论,成为江城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11]。1917年,恽代英等人组织了武汉地区第一个进步社团--互助社,其奋斗目标是:改造社会,拯救中国。他们在《光华学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受到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的重视。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爆发了反帝爱国运动。5月6日,《汉口新闻报》首次报道了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当天,早就酝酿在“五七”国耻纪念日采取行动的恽代英,连夜写就题为《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的爱国传单,并和林育南赶印600份,次日散发于学生。武昌各校学生纷纷响应,及时成立了武汉学生联合会,其领导骨干是恽代英、林育南、陈潭秋等人,并出版了以“唤起民众爱国热忱,提倡国货坚持到底”为宗旨的《学生周刊》,以通俗的白话文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武汉学联成立后,即领导全市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大游行,广泛散发了恽代英撰写的《呜呼青岛》一文。6月1日,罢课集会的爱国学生,遭到军警的血腥镇压。“六一惨案”激起了武汉各界人民的无比愤怒。在恽代英与施洋大律师的发动下,武汉各界联合会组织商界罢市、工界罢工。群众性的爱国运动席卷整个江城[12]。
       1920年2月,恽代英等人在武昌正式开办了利群书社,经销进步书刊,如《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吸引了很多进步青年,一时成为长江中游传播新文化的中心[13]。
       随着马列主义思想的传播,武汉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开始了。在中共党团组织和影响下,武汉地区的先进知识分子创办了许多刊物。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武汉地区有20余种报刊都不同程度地宣传过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如《真报》、《劳动周报》、《武汉星期评论》、《青年旬刊》、《反响旬刊》、《妇女旬刊》、《朝晖旬刊》、《武汉学生会周刊》、《全民通讯》、《湖北青年》、《武汉工人》、《武汉妇女》、《湖北农民》、《励学旬刊》、《武汉评论》等。直接负责这些报刊编辑工作的大多是中共武汉党团组织的骨干。如陈潭秋曾任湖北人民通讯社社长,并继黄负生、李书渠后任《武汉星期评论》编辑,林育南任《真报》编辑,刘昌群任《全民通讯》编辑,钱介磐主编《武汉评论》等。此外,他们还以职业记者的身份,通过各种关系,逐渐掌握了武汉部分民营报刊的编发权,发表革命的消息和言论。1922年,武汉人民首次纪念五一劳动节,《武汉星期评论》、《大汉报》等七家报刊编发了纪念特刊,披露武汉劳动界的痛苦现状,号召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吃人旧制度[14]。1923年2月上旬,《真报》因积极宣传武汉、郑州等地爆发的震惊全国的“二七”京汉铁路大罢工,遭到军阀当局的封闭,其编辑部成员遭到悬赏通缉[15]。
       在这些革命宣传活动中,武汉地区培养出了陈潭秋、包惠僧、林育南、何恐、张继渠等一批才华横溢、思想敏锐、文笔犀利的革命理论骨干和革命的新闻名家[16]。
       1926年10月北伐军全部攻克武汉,当年12月广州国民政府正式迁都武汉,武汉再次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国革命舆论中心。由此展开了武汉近代史上最光辉的一页[17],武汉的革命新闻宣传也因之再掀高潮而名重全国。截止于1927年10月的这一时期的武汉报业在中国报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武汉史稿》载:“大革命时期,因武汉的行政单位机关、文化单位众多,印刷业进入黄金时代,印刷厂多达300余家。”[18]国共合作时,除了中共党团的报刊外,还有一些由共产党员主持下出版的国民党地方报刊。创刊于1926年月10月的《汉口民国日报》是在董必武领导下,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名义创办的。社长是董必武,总编辑先后由茅盾、宛希俨担任,经理是毛泽民;《楚光日报》也是由董必武、宛希俨主持[19]。这两家报纸,反映了湖北广大工农群众对北伐战争的支持,宣传了北伐的胜利进军和国共合作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反击了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对国共合作的破坏。1927年5至7月间,共产党又领导创办了《武汉民报》、《农工日报》、《工人日报》、《农民运动》[20]。直到汪精卫叛变革命前,武汉有9家革命报刊,就对待工农运动的态度和“分共”问题,揭露汪精卫。在汪精卫叛变革命后,《楚光日报》曾勇敢地发表宣言,号召人们起来,粉碎这一反革命政变[21]。
       1927年,中共主要领导人都在汉留下了他们的革命足迹。毛泽东在武昌主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在这里撰写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22]。瞿秋白、李立三、刘少奇、邓中夏等人,曾在汉发表了许多很有影响的文章。许多知名人士,如宋庆龄在汉时,公开在报上发表了“讨蒋通电”[23];郭沫若于1927年3月底,在武汉《中央日报》副刊上发表了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24],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
       汪精卫叛变革命后,武汉陷于“白色恐怖”,革命报刊受到“严行查禁”。著名革命报人詹大悲、李汉俊,中共湖北省常委夏明翰,中共湖北省委机关刊物《大江报》主笔向警予等一大批共产党人相继被杀。夏明翰就义前留下了一首气贯长虹、千秋传颂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25]。
       (三)抗战初期,即武汉保卫战时期,武汉一度成为全国抗战新闻宣传中心。
       1937年11月中旬,国民政府迁至武汉。武汉成为事实上的“战时首都”,也成为全国抗战初期的新闻事业中心[26]。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之下,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与新闻界的精英与武汉本地名流聚集一起,形成 了实力雄厚、阵容壮观的抗战文化大军。全国抗战大同盟总部成立,中华抗敌救亡总会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日协会在汉口成立,郭沫若、茅盾、老舍等45人为理事,周恩来、蔡元培等人为名誉理事[27]。在共产党领导与影响下的新闻界统一战线组织——以范长江等人为首的“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在汉成立[28]。
       刊物众多、洪流涌动,是武汉抗战文化运动繁荣的重要标志。据统计,自1937年春至1938年10月,在武汉出版、发行的报刊达200余种[29]。既有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也有丁玲主编的《战地》,田汉主编的《抗战戏剧》;有迁至武汉的邹韬奋的《全民抗战》与李公朴的“全民通讯社”,也有分别从津、沪迁汉的《大公报》和《申报》[30],还有阎宝航等人创办的《大众报》,彭泽湘领导的《前进日报》,张仲实主编的《国民公论》等,这些报刊在全民抗战动员和宣传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间,举旗帜的是共产党主办的报刊。周恩来先后在武汉《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一文和《论目前局势》的长篇社论,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持久战,批判“速亡论”和“速胜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坚持了党的正确路线,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肯定[31]。

       二、武汉这座报业名城在历史上骤闪骤失的原因
       以上三个时期,是武汉报刊新闻宣传的高峰期,其存在的时间都比较短。辛亥革命成功后,首义之区的武汉政权很快沦入反动军阀之手;北伐时期武汉作为国民政府的首都,实际只存在了7个月;抗战初期的武汉作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也只存在了10个月。政治、军事等因素,是造成武汉这座报业名城在历史上的三起三落,骤闪骤失的重要原因,另外也有其城市经济荣枯的原因所致。
       武汉是一个有着古老历史文明的城市。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汉口已成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汉口的开埠和对外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武汉民族资本主义商业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夏口县志》称:在辛亥革命前10年,武汉的对外贸易进出口额经常保持在13000万两左右。可谓“中外商贾咸集于此,角逐竞争,商业贸易,极为繁盛。”“夙超天津、广东,今直位于中国要港之第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使视察者艳称为东方芝加哥。”[32]当时,武汉已成为“洋务运动”在内地的最大的中心点,经济的繁荣,加之各类新式学堂的大力兴办,以及一大批留洋学生所接受并传播的新思想新文化等,这些均为风云际会的武汉打响首义第一枪,奠定了革命基础。诚如晚清鄂籍留学生所说,近代湖北与武汉是“吾国最重要之地,必为竞争最剧最烈之场”,而“竞争最剧最烈之场,将为文明最盛最著之地”(《湖北学生界》第一期)。这是智者的先见之明。北伐时期,国民政府之所以定都于武汉;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之所以临时迁于武汉,进行大武汉保卫战,除了政治、军事的原因外,也是看中了武汉在全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1928年-1931年,汉口在上海、天津、广州的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其中有2年居第3位,有2年占第4位。1928年,汉口的贸易总额达2.59亿元,为武汉解放前的最高总额纪录[33]。1937年,武汉成为中国政府控制的最大工业城市和抗战经济中心。以印刷工业为例,由于抗战初期的文化与新闻宣传的兴盛,造就了印刷工业的再次繁荣,在武汉的印刷厂增至270多家,工作机1100台,从业工人达万人以上[34]。1938年武汉沦陷后,其经济元气尽丧,到了解放之前,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办报业也随之奄奄一息。据不完全统计,湖北省(主要在武汉市)自有报纸始至1949年的80余年间,全省先后出版报纸共有1700多家,到1949年解放前夕,武汉地区仅存报纸22家[35]。

       三、重塑武汉新闻舆论名城的辉煌
       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湖北与武汉呈现出政通人和、经济腾跃的局面,本地的新闻事业迅速发展壮大,面目为之一新。目前,湖北全省形成了多层次、多品种、多特色报业格局;形成了报纸、期刊、广播、电视和网站的传播格局。据统计,我省现有的新闻从业人员为3万余人[36],超过了解放初期(1950年)全国新闻从业人员总量一万多人[37]的两倍多;在汉媒体集团相继成立,仅湖北日报报业集团现在的报刊发行量,就大大超过了解放初期(1950年)全国报纸的总发行数(250万份)[38]。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报刊相继涌现。如《楚天都市报》发行量居世界第39位、全国第8位;《特别关注》发行量逾百万份,知音集团的经济实力也位居全国期刊的前茅,等等。这些都是在续写中国当代新闻史。
       当中央吹响中部崛起的战略号角时,省委、省政府决定以兴建“和谐湖北”来领跑中部崛起,武汉率先响应,正在快马加鞭,全省的新闻媒体都在为之摇旗呐喊,鼓劲助威。有理由相信,当“和谐湖北”呈现之时,当武汉重振经济大都市的雄风之日,武汉新闻舆论名城定会再现光芒。
       注释:
       [1] 、[10] 分别参见周传仁主编《湖北省志·新闻出版(上)》第3页、第14页
       [2]、[4] 、 [20] 、[30]参见周传仁主编《湖北省报业志·概述》第1-8页
       [3]、[5]、[6]、[7]、[8]、[9]、[10]、[13]分别参见罗福惠著《湖北近三百年学术文化》第346页、第349-364页、第369页、第370-372页、第372-373页、第373页、第397页
       [11]、[12]、[14]、[15]、[16]、[17]、[18]、[25]、[29]、[32]、[33]、[34]分别参见皮明庥等人主编的《武汉史稿》第457页、第457-460页、第465-467页、第470页、第466页、第492页、第569页、第541-542页、第588页、第370-371页、第572页、第569页
       [19]、[21]、[26]、[28]、[31]分别参见王洪祥主编的《中国现代新闻史》第98页、第231页、第207页、第254页
       [22]、[23]、[27]分别参见池莉著文《老武汉》(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武汉市档案馆供稿)第110页、第122页、第183页
       [24]参见白润生编著的《中国新闻通史纲要》第268页
       [35]《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上)》第369页
       [36]据《湖北日报》2004年11月9日A1版《女新闻工作者好新闻颁奖》
       [37]、(38)分别参见方汉奇等人主编的《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第30页、第2页
       (本文承蒙湖北日报老报人张醒钟先生指正。张醒钟先生是《湖北省志.新闻出版》、《湖北省报业志》、《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等著作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对本文的审阅认真仔细,对资料的核对一丝不苟,对文章的修改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作者在此谨表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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