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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交流 从文艺批评到媒体批评


(2005-10-12 10:09:02)

――对媒体文艺舆论话语权位移的观察

熊唤军(湖北日报科教文部 430077)

2005年8月25日,有关单位为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学府年选·2004年最佳小说选(点评本)》召开研讨会,《新京报》翌日发表消息《批评家指责“媒体批评” <学府年选·2004年最佳小说选(点评本)>北大召开研讨会》,在标题中标明“批评家指责‘媒体批评’”,在消息导语中指出“学者更借此指责当下文学批评在媒体批评的绞杀下几近崩盘。”本是一次寻常的文学新书研讨活动,却引发了对“媒体批评”的严厉指责,一些文艺专家学者对“媒体批评”的拒斥态度和焦虑心理由此可见一斑。

关于媒体批评,或曰媒体文艺评论,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而言,它指称的是发表在媒体上的,由新闻记者、编辑、专栏作者、制作人操纵、策划、制作、撰写的,以传播媒介为载体的批评。在上世纪80年代,批评家掌握着话语权,由从事文艺研究和评论的专业人士主导的,以“文艺批评”的方式通过媒体发表的对文艺作品的研判意见,一直是影响媒体文艺舆论的主要力量。它引导读者阅读和欣赏,确立文艺作品的地位,制定文艺的价值标准。在批评家和媒体的关系中,发言的是专家学者,相对而言,媒体只是工具,传声筒,起着传达学者专家声音的单一作用。而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媒体文艺舆论的话语权发生位移,明显地从学者专家那里转移到记者、编辑手中,批评方式也由“文艺批评”变成以新闻消息、访谈、专栏文字为样式的媒体批评。媒体批评走上前台,掌控了媒体文艺舆论。

媒体市场化和文艺批评学院化是造成这种变化的内在原因。一方面,上世纪90年代以后媒体藉由市场化迅速发展壮大,获取对大众的影响力和对社会公众的发言权是此前不可比拟的。为了争取受众,扩大影响,媒体在发布传播文艺方面的信息内容时,有自己的操作方式和主见,更多地考虑读者和观众的兴趣爱好,而不是专家学者的意见。另一方面,在这一社会转型期,在对纷纭复杂的现实和新的创作现象的困惑迷茫中,文艺批评逐渐走向专业化、学院化,依附在大学的学术架构中生存发展,其学理性的批评思路和深奥繁琐的表达风格已与大众的阅读接受习惯渐行渐远,丧失了面对大众、针对现实发言的意愿和信心,从而造成批评家的“缺席”和“失语”。在这两种原因的交互作用下,媒体批评取代文艺批评主导媒体舆论也就顺理成章了。评论家陈骏涛在《东方文化》上撰文,将“媒体批评”的兴盛作为90年代文艺批评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他指出“媒体的编辑记者不时地客串批评的主角,左右着批评的导向,充当了批评家的角色……媒体批评虽然不具有专业批评那样严整的学理性,但却具有从众性,极具捕获力和煽惑力。有人曾经说过:一篇由新闻记者速成的消息或报道(更不用说稍许下功夫的文章了)远胜于由批评家苦心经营的批评文章--这并非夸张。媒体的发达和媒体功能的扩大,正是商品社会的特点,因而,媒体在商品化、世俗化的文学批评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原不足怪。”

文艺舆论话语权位移,媒体批评取代文艺批评,不仅是批评言说角色的替代,更带来批评范围、批评方式和风格的变化。传统的文艺批评是一种精英化和严肃高雅的批评,批评范围侧重于严肃高雅的文艺,在文艺价值标准的指导下通过条分缕析对文艺作品的品质作出判断,在表达上言之有据,论述周密,审慎稳妥,具有学术的严整和规范。媒体批评兴起于严肃高雅文艺边缘化,文化娱乐消费多元化,大众通俗文化蓬勃发展,网络进入大众生活之际,其批评范围已非文学艺术所能界定,批评领域涉及到大众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只要大众关心的文化现象和话题,从严肃高雅的文艺到卡通漫画、电子游戏、网络游戏、情色电影、通俗歌曲、武侠小说……无不染指,成为一种内容庞杂的大众文化批评。传统的雅俗之分,在媒体批评面前失去了代表价值标准和等级秩序的意义,记者编辑以猎人般锐利的眼光穿越雅俗的藩篱,从中发现能吸引“眼球”的新闻。在新闻性面前,在可读性面前,媒体批评在选题时采取的是雅俗平等的态度。关于媒体批评的本质特征,众说纷纭,在2001年由北京市文联举办的“网络批评、主流批评和媒体批评”研讨会上,与会者总结出媒体批评的九大特征,即新闻性、事件性、随机性、暂时性(非历史化)、青年性(亚文化性)、尖锐性(攻击性、挑衅性或批判性)、宣泄性、普通性(大众性)。实际上,媒体批评的特性就在于其“新闻性”和“可读性”,其他特点都是由此衍生出来的。与传统的文艺评论不同,媒体批评在言说方式和表现风格上,短小精悍、通俗明快、直接犀利,更便于公众接受,更易引起普通百姓的关注。

媒体批评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走向兴盛后,成为影响文艺舆论的强大力量。来自学院和学术机构的批评家以及作家、艺术家,对此新出现的批评方式感到陌生和难以接受,在这一新起的强势力量挤压下,失去了面对公众发言的位置,产生拒斥的态度和焦虑心理,纷纷发出质疑、批评以至声讨的声音,至今未见平息。从2000年开始,“媒体批评”成为一些研讨会上的关键词,专家学者列举的有关媒体批评的“罪端”有炒作、酷评、庸俗、肤浅、娱乐化、浮躁、夸饰、武断、霸道、不讲职业道德、不负责任等等,不一而足。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媒体从业者和专家学者之间似乎存在一种紧张、对立的关系。对媒体批评的质疑和指责,萧云儒发表在2000年12月7日的《文艺报》的《质疑“传媒文艺评论”》一文较有代表性。文章认为,由“娱记评论”或“小报评论”主要构成的“传媒文艺评论”,既对科学评论形成挤压和蚕食,又对民族文化心理和社会审美心理造成冲击和侵害。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转换批评主体,窃取评论话语权;二,转换价值标准,用评论制造新闻热点;三,转换评论目的,理性阐释成为文化消费的广告;四,转换心理认同,诱使文艺评论和社会欣赏失足。他提醒人们,在西方已经出现的“媒介帝国主义”,我们实在应该警惕,应该防范,应该深思。奇怪的是,众多媒体几年来发表了大量质疑指责“媒体批评”的文章,而面对学者专家的“兴师问罪”,却保持沉默。《人民日报》2005年1月20日发表的《为“媒体批评”辨言》,为少见的正面而有力的回应文章。文章认为,媒体批评对于文艺作品广为流布与传播的功用不容小觑,媒体批评存在的问题并不能等同于媒体批评本身,绝不能据此作为一概否定媒体批评的理由。

媒体文艺舆论话语权位移,媒体批评取代学院式的文艺批评影响公众,是中国社会全面走向市场化,商品经济和消费社会日渐发达成熟所产生的社会各种势力格局分化组合的变化,在精神文化生活领域的体现,这种变化有着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在对媒体批评的质疑和指责中,已有专家学者认识到,媒体批评与学院的专业文艺批评二者的功能职责不同,媒体批评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专业文艺评论也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二者应取长补短,从对立走向互补。我们在看到媒体批评在繁荣文艺事业,引导和服务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和精神消费,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上正发挥着日益重要作用的同时,也需要正视和改进媒体批评实践中存在的大量问题和缺陷,使媒体批评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编辑:徐蟾桂)#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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