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逼母亲写遗嘱

1989年9月，母亲出访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秘书担心飞机失事，自己在香山的位置被孩子取代，迫不及待地逼母亲写遗嘱，让母亲明确，万一出了意外，香山的房子由他全权看管。

母亲断然拒绝。这是正式出访，不是到火星上冒险，没必要写。

秘书却不甘心，狡辩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为避免将来发生纠纷，您还是写个书面的东西为好。除了香山寓所由他看管，香山的三轮摩托车正式赠与他，香山的物品也全部赠送给北京植物园（他宁肯自己得不到也不让我们孩子们得到）。

母亲身体好好的，毫无死兆，上世纪80年代，中国民航的事故率为10万分之0.359，远远低于汽车和火车，秘书逼她写遗嘱，这合乎人情吗？他拿了我们家太多的东西，担心母亲一不在，我们孩子跟他闹，因此才非要母亲写遗嘱，给他的占有合法化。

母亲再次断然拒绝了他。

后来他眼见母亲与李叔叔亲密无间，自己混不下去了，就开始顺东西。他偷拿走母亲的高压锅、绞肉机、皮箱、剧本手稿等。他甚至还敢模仿母亲的签名，冒领母亲的稿费。

晚年，母亲多次对文联的同事叹道：我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此时，这个人原形毕露，想方设法地骗母亲的钱财。办什么事总多要钱，还重复要钱。1989年秋，第二次买砖一万块，母亲已经给了他900元，他欺负母亲年老，记忆力差，过一段时间又来要砖钱900元。母亲说已经给你了，并指出时间地点。他随口就说：对，对，我忘了。

900元不是几块钱，哪能忘了。

令人想不到的是，在母亲打官司的关键时刻，这个秘书竟然暗中与对方串通。

1992年母亲跟山东某杂志发生纠纷，谴责他们根本没采访自己，没通告自己就登载了一篇有关自己的文章，虽然是吹捧，内容却严重失实。她本想在文艺报上登一篇文章，批评这种行为。但罗秘书竭力劝母亲跟对方打官司。他异想天开，未经母亲同意就以母亲的名义给对方写了一封公开信，口气狂妄，挖苦对方为了名利不择手段，是个“文蝇”。结果被对方抓住把柄，反诉母亲侵犯了对方的名誉。

一些年轻作家看到了这封信，感到杨沫仗势欺人，掉到钱眼儿里了。他们哪里知道此信全是秘书自己背着母亲执笔写的，母亲根本就不知道。

这封信败坏了母亲的名誉，给她的官司造成了很大被动。母亲非常生气，严肃批评他，不该背着自己给对方写那封信。秘书开始还承认写信与母亲无关，全部由自己负责。后来又改变腔调，说是在电话中请示了母亲，并逐字逐句念给母亲听，是母亲同意了的。几千字的长信，念给母亲听，那长途电话费得要花多少？怎么可能？78岁的母亲头脑还很清醒，知道这个人在信口雌黄，编瞎话，就坚决不再让他过问打官司的事。

名人没有隐私。名人的事情是公众的事情，其财产、健康、婚姻状况等隐私广大民众有正当的知情权。

母亲与这个秘书来往30年。研究母亲的思想脉络，研究母亲的一生，这个秘书给她的影响是很大的，我认为不能回避。

上个世纪50年代，母亲没有秘书创作了《青春之歌》，70年代，母亲有了秘书，创作了《东方欲晓》。一优一劣，泾渭分明。所以，我认为《东方欲晓》写作上的失败，与这个秘书不能说一点关系没有。他支的招儿肤浅实用，缺少格调。

可慰的是，母亲晚年最终痛下决心，于1993年与秘书一刀两断，不再来往。

我把这件事写出来，是为了写出母亲的本来面貌，写出一个真实的杨沫。

明日请看：母亲儿女情很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