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本报10月26日发表的对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的专访——“中国合格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以下简称“五个论”）一文在网络和媒体中引起强烈的反响。连日来，新加坡《联合早报》以及中国大陆的《中国青年报》、《新京报》、《第一财经日报》、《广州日报》等知名媒体纷纷发表文章，就中国经济学家的水准、职责和道德等问题进行讨论。

    这是继去年以来，主流经济学家因在“郎顾之争”中力挺科龙公司董事长顾雏军而受到媒体和公众的质疑后，又一次成为众矢之的。

    10月27日，《新京报》率先对“五个论”做出反响，该报于当天发表的经济学家梁小民的文章说，无论从事什么研究，经济学家应该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有良知，有独立人格，有社会责任感。不能把经济学作为给自己赚钱的工作，领了钱给别人消灾。有的经济学家儿女亲属炒股，就鼓吹股市要冲上5000点；当企业的独立董事，挣了钱就为这家企业“鼓与呼”，充当“掮客”；或者挣钱参加论证会，为企业评功摆好。公众对某些经济学家的一些行为有目共睹，才有抨击，才有“恨铁不成钢”的过激言论。

    《中国青年报》发表的署名文章认为，丁学良的批评不过像《皇帝的新装》里的小男孩一样，说出了一个真相而已。“总是香港的教授做那个勇敢的‘小男孩’，不但是大陆学界的悲哀，更是大陆学人的悲哀。”

    该报同一天发表的另一篇署名文章说：“断言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只是一家之言。丁学良的本意并非要为中国的经济学家集体画像，也并非刻意与他们过不去。他的论语，实际上潜含着对某些经济学家的不屑和失望，联系到一段时间以来国人对经济学家的不满和质疑，传递的信号很明显：某些经济学家该深思了。”

    《广州日报》甚至开出了一份在国内利益集团中担任独立董事的经济学家的名单，并披露北京的一些一流经济学家的年收入在百万元至数百万元，二流经济学家的年收入也在60万左右，这些收入来自于讲课费、咨询费、项目费、给利益集团服务（以独董身份）等许多方面。

    《证券时报》发表的文章说：“经济学家讲错了东西，说错了话，这些问题都不大，充其量大家只是认为水平不够而一笑而过，也不造成什么危害，因为这属于学术水平问题。但如果挟带着为利益集团代言的‘私货’，指东朝西、颠倒是非，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对公众甚至政府决策形成严重误导，那就是人品道德问题了。”

    公众对经济学家的批评和指责，在相当程度上折射出在一个急剧变化的年代里，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浮躁心态和道德沦丧。比较遗憾的是，面对这些指责和批评，主流经济学家再一次“集体失语”。

    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历程中，中国思想界每一次大的争论，对于提高国人的认识，廓清改革的方向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正如只有经济学家参与的改革不会是成功的改革，没有经济学家参与的改革也不会是成功的改革一样，在目前正在开展的这场关于中国经济学人水准和责任的大讨论中，越来越多的公众希望倾听来自经济学家自己，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家发出的声音。(记者 曲力秋)

    事件回顾：

    香港教授：中国合格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

    丁学良批评国内经济学家一心为利益集团代言

    2005年无疑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多事之秋。民众和网络不绝于耳的批评和指责，使一向风光无限的主流经济学家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对中国经济学现状的认识和评价，可能将成为我们对改革路径的反思和探讨的由头。日前，本报记者就相关 问题对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进行了专访。

    《中华工商时报》：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历程中，中国思想界的舞台上几乎只有经济学家在长袖善舞，经济学家因对政府决策独特的影响力而成为社会科学界最为耀眼的明星。与此同时，我们几乎听不到来自其它学科的任何声音，你怎样看这种现象？

    丁学良：我想这是因为在过去长达25年的时间里，我们没有把一个社会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以及建设和谐社会这样的更高目标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设计我们改革的制度和政策。我们总是在一段时间里，让一个目标压倒一切目标，这样做的后果是我们的改革出现了很大的偏差，一些利益集团已经建立起来，等我们要纠偏的时候才发现要付出的代价已经很高。

    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思想界几乎听不到其它学科发出的声音，而老是经济学家在唱独角戏，就是因为在这些年里，很多人误认为发展经济就是经济学的事情。其实不是，在任何一个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里，经济的发展都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工程中，法律、社会学、政治学包括经济学本身还有不同的学科，他们所起到的作用都是在某一个具体政策上。不同学科发挥的作用可能不大，但在整个过程中他们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像社会学重视的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公正，法学重视的是程序的公正，而政治学最重视的是政府的效率和成本。不可以剥夺其它学科只让某一学科讲话，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特有的研究重点，这就是为什么在英文里，社会科学是复数而不是单数。只有让不同学科的人在一种正常的、常规的方式下，互相对话、互相辩论，然后才能让决策层汲取不同学科的合理经验，使之变成一个综合工程中的合理元素。

    《中华工商时报》：在您看来，中国的经济学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水平上？

    丁学良：在西方经济学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家，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公共的学科，经济学和物理学、数学一样，所讨论的都是非常专业化的问题。经济学怎么可能变成一个很Public(通俗的)的学科呢？

    中国的经济学太热闹了，什么人都可以说自己是个经济学家，什么问题他们都敢谈，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学还远远没有走到经济科学的门口来，经济学在中国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严肃的学科一般不可能是闹哄哄的。

    《中华工商时报》：您怎样看由经济学家倡导并参与制定的政策所造成的失误，如教育改革？

    丁学良：在过去很多年里，中国很多所谓的经济学问题其实都不是经济学问题，在国际上，这些问题属于其它学科研究的领域，就是因为不让其它学科讲话，才出现了搞经济研究的人什么都可以谈的情况。再加上在中国，经济学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所以很多不是经济学的思考方式和讨论方式，最后都以经济学的名义在说话。这样提出的建议和对策不出问题才怪。

    《中华工商时报》：为什么最近一、两年民众和网络对主流经济家有那么多的批评和指责？

    丁学良：民众和网络对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原因很复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中，你能找到为不同产业代言的人，在西方也能找到，但很少。西方从事经济科学研究中最优秀的人不是这样的，这样的人只能受银行、投行的雇佣，从事产业经济学的研究。中国绝大部分所谓的经济学家所做的事情和西方国家银行里的经济分析师比较像，他们是为一个产业说话，只是水平还不如他们。国外最好的经济学家都是在全世界最好的经济系当教授、做研究。

    《中华工商时报》：您觉得中国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

    丁学良：最多不超过5个。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有的经济学家还没有对经济科学做什么样的贡献就想着获诺贝尔奖。

    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首先要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而不能把它当做个人发财、出名和当官的路子。如果那样的话，是不可能在经济学领域做出独立的研究来的。在西方，也有经济学家当大官，但他们是在经济学领域做出非常独立的、优秀的研究后，才短期进入政府或大银行等部门，然后他们会很快就回到经济科学的研究中，而并不是研究做的不怎么样就开始想着赚钱和当官。（曲力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