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同春（湖北教育学院 武汉 430205）

今年是邹韬奋诞辰110周年。 邹韬奋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出版家、政论家，杰出的新闻记者。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他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报思想和良好的职业作风。即使在今天，他身体力行的“三贴近”作风对于当代传媒人仍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贴近实际：“以社会的改进为鹄的”

尽管邹韬奋本人经历了从爱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社会主义的新闻工作者的转变，但是以人民大众的进步和民族解放事业为目的，是邹韬奋毕生从事新闻出版事业的指导思想。他所办的报刊紧紧围绕当时的社会实际，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真实地报道人民群众的生活，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

早在上世纪20年代，他就在《<生活>周刊是谁的》一文中开宗明义：“《生活》周刊是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进为鹄的。”30年代，他在《生活日报》创刊词中指出：“本报的产生正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最迫切的非常时期。”“本报的两大目标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进大众文化，这也是从民众的立场，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

邹韬奋从事新闻工作20年间，面对着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无论遇到多大的风暴，他从来没有向暴力屈服过，在敌人的利诱、迫害面前始终表现出铮铮铁骨：《生活》被禁，再出《新生》；《新生》被迫停刊，又出《大众生活》；《大众生活》横遭厄运，再创办《永生》；《永生》被封，又创办了《生活日报》、《生活日报周刊》和《生活星期刊》。敌人在查封刊物的同时，把他关进监牢，他从监狱出来，马上又出版了《抗战》、《抵抗》、《全民抗战》和香港版《大众生活》。他一直高举着正义的旗帜，让真理的火炬熊熊燃烧。国民党当局以杀头相威胁，他以6次流亡相抗衡，“宁为玉碎，毋为瓦全”，毫不妥协。“我个人既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共同努力救此垂危的民族，是每个分子所应负的责任。我决不消极，决不抛弃责任，虽千磨万折，历尽艰辛，还是要尽我的心力，和全国大众，向着抗敌救亡的大目标，继续前进。” 正因如此，他赢得了广大读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敬仰。

贴近生活：“以最大多数老百姓为背景，……力求大众化”

邹韬奋毕生从事报刊活动，形成了先进的办报思想。他主张办报要为大众利益服务。他强调办报要“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 希望报纸成为真正“人民的报纸”。报纸 “因为是反映全国大众的实际生活的报纸，所以必须成为一切生产大众的集体作品，必须由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职员，学生直接供给言论和新闻资料……因为是大众文化的最灵敏的触角，所以报纸的内容应该是记载一日中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各地大众生活活动和希望要求。……是和人民大众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一切东西。”

他在《我们要怎样办〈生活日报〉》一文中说，“因为《生活日报》是以最大多数老百姓为背景，所以它的内容应该力求大众化，应该极力接近大众……使大众感觉到这个报对于他们的知识，经验，以及一切日常的生活，都有益处；使大众感觉到这个报是他们生活里不能离开的一件东西。““民众的生活是多方面的”，“《生活日报》打算把一切和大众生活有关的重要事变，自宇宙之大以至苍蝇之微，都兼收并容。”

他所主办的所有刊物，每期都有他所写的言论，诸如社论、笔谈、短评和小言论等。“这类文字……切合于当前所注意所要解决的各种实际问题。” “每期的‘小言论’虽仅仅数百字，都是我每周最费心血的一篇，每次必尽我心力就一般读者所认为最该说几句话的事情，发表我的意见。这一栏也最受读者的注意，后来有许多读者来信说，他们每遇着社会发生一个轰动的事件或问题，就期待着这栏的文字。”

这些“小言论”，针对广大读者最关心和最焦虑的社会问题发表意见，语言简洁通俗，文笔犀利，针砭时弊。正如陈毅评价的：“竖旗文坛，横扫千军，刺透反动派的肺肝，尽了大众喉舌的光荣职务。”

贴近群众：“以极诚恳极真挚的情感对待他们”

－－把看读者来信当作“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邹韬奋从事新闻工作的初期，就重视跟群众取得联系，特别注意读者来信工作。

他说：“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看读者的来信，尽自己的心力，替读者解决或商讨种种问题，把读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 ”“编者每日一到夜里，独处斗室之中，就案旁拥着一大堆来信，手拆目送，百感猬集，投函者以己者待编者，编者也以极诚恳极真挚的情感待他们，简直随他们的歌泣为歌泣，随他们的喜怒为喜怒，恍然若置身于另一天地中、与无数至诚的挚友握手言欢，或共诉衷曲似的，辄感负托之重，期望之殷，竭我智能，尽忠代谋。”

邹韬奋在《生活》周刊特辟“读者信箱”专栏，以非常认真负责的态度，答复读者提出的问题。在《大众生活》期间，邹韬奋每天要收到一百多封读者来信，他每天要用半天时间阅读来信， “用全副精神答复”。他“答复的热情不逊于写情书，一点都不马虎，鞠躬尽瘁，写而后已。” 起初只有他一人负责《生活》的读者来信，“自己拆信，自己看信，自己起草复信，自己誊写复信(因要存稿)。忙得不可开交，但也乐得不亦乐乎。” 读者来信一小部分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和解答，大部分回信给予回复。后来读者来信多了，他确定4个人专门负责处理来信，复信立卡存档，每封复信韬奋都要亲自过目，签名后寄出。他为读者提供信息，交流思想；代读者办事、购物；组织读者参加社会活动。他成为读者的“好朋友”，读者也是他的良师益友。他对读者的无限热诚，赢得了广大读者的爱戴和信任。许多青年读者，把不便或不愿意告诉父母的“秘密”的事情，都写信来向他请教。有次他写了3000多字的一封复信，说服了一个多疑的青年，玉成了一对小儿女的婚事。

－－刊物在内容和文风上真诚地为读者着想。

他在办刊实践中，要求报刊 “在内容上是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农人的苦生活，工人的苦生活，学徒的苦生活，乃至工役的苦生活，女仆的苦生活……都是本刊已载过的材料，也就是本刊替民众里面最苦的部分，对于社会的呼吁。” 文字要短小，“要使两三千字短文所包含的精义，敌得过别人两三万字的作品”、“这样的文章给与读者的益处是很大的，作者替读者省下了许多探讨和研究的时间，省下了许多看长文的费脑筋的时间，而得到某问题或某部门重要精神的精髓。”也如他在《我们怎样办〈生活日报〉？》中所提倡的那样，“因为《生活日报》是以最大多数老百姓为背景，所以它的内容应该力求大众化，应该极力接近大众，使大众看得懂这个报；使大众感觉到这个报对于他们的知识、经验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都有益处；使大众感觉到这个报是他们的生活里不能离开的一件东西。”

在文风上，“要力求大众化，要尽可能用口语文来写论文和新闻。……使一切初识字半通文的妇女们，孩子们，工友们，农夫们，都能看懂《生活日报》。” “在文字方面，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式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文字。” 因为“只有这样，《生活日报》才是大多数人的报纸。”至于他本人，则身体力行，注意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写文章，力求短小精悍、生动感人。

－－在经营管理上，诚恳地对待读者、对待社会、对待同事。

媒体与金钱的关系历来是与生俱来的，正因如此，邹韬奋深知其利害关系，金钱的渗入必然使媒体的传播的信息受到干扰并使媒体的公信力受到左右。于是，他在办报刊伊始就立下了明确的规矩，即“向来以不接受任何方面一文钱为铁则。”对于别人的“赠款”，不管是出自好意，还是恶意，他一概拒绝。他严格限制广告的刊登，“凡是骗人害人的广告，一概拒绝不登。”他强调广告“也和言论言论新闻一样，是要向读者负责的。”

他办报刊不仅“不以赢利为目的”，“全靠自己的正当收入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与力求自己的发展。” 而且在管理上 “绝对公开于大众”：“本报的实际销数、应随时由会计师审查公布”，“应该坦白地公开报告。” 他将营业收入和支出全部如实地在刊物上公布于众，结余部分则用来尽量降低报刊售价，尽可能提高稿酬，尽量改善同事的待遇。“记者个人不愿做守财奴，也不愿我所爱护的生活周刊做守财奴。我为本刊竭尽愚忠，其中使我精神上最感愉快的一点，是我知道本刊在营业方面的正当收入一直到现在都是完全用在本刊的事业上面。”“记者将来瞑了目，或是滚了蛋，我所留与我的继任者，就只有这种大公无私的独立精神。”

1944年7月24日，一生追求进步，追求革命，从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邹韬奋在上海与世长辞后，毛泽东同志亲题挽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编辑：吴三敏）#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