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网记者  姚启慧

    “我们面对面地站着，长久地惊讶地凝视着对方。
    你是谁？我惊惧又茫然地问她。
    她微笑了，好像对着空气在说话。我们早就认识。
    可是我不认识你。我说。我怎么会在这里遇见你？
    命里注定。陌生女孩的声音在雪地里湿润地散开，像是出自某种不可知的事物。
    我摇头。不！我不信命的。从来不信！”

    这个主人公离开人世前的虚幻场景，是青年作家王晓英在她的小说中描绘的。

    王晓英是优雅的、从容的、温和的，举手投足间，总有一种迷人的气质。坐在王晓英面前，听她讲述自己昨天的故事，却是件很沉重的事情。她，70年代出生于西子湖畔的杭州，少时，家庭的种种不幸压在她的心头上，生活的磨难在她的内心里曾经留下深深的阴影，几乎让她放弃生命。但是，文字让她排解心中的忧郁，让她燃起了生活的希望。14岁时，她发表第一篇散文；18岁时，她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从此，她开始用文字来编织自己的生活。

   “我是用文字来证明自己，升华生命的。”王晓英平静地说。她相信文字，感谢文字，文字让她在这个社会找到了存在的价值，找到了真爱，找到了自己人生的路。

    2005年的金秋时节，是王晓英人生的转折点。10月，全国青年文学作品大奖赛获奖名单如期揭晓，她创作的《漏雨的屋子》获得长篇小说一等奖。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她从一个青年文学爱好者，变成了很多人口中的“青年作家”。而她一举成名的长篇小说《漏雨的屋子》，不断地受到专家们的高度评价。

    在《漏雨的屋子》中，王晓英讲述了一个叫林小西的孩子的成长故事。这个小女孩生长在一个不幸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在小西成长的过程中，家里争吵、暴力就没有停下来过。在小说里，父母反目，姐妹成仇，亲情的疏离让她四周存在“一个不可逾越的圈子”，“无论我怎样努力，我还是被摈弃在了这个世界之外。”王晓英沉重地表现这个家庭悲剧地深度：慑于父亲的威胁，她“诬陷”母亲“偷人”，导致母亲悲愤离世；她被父亲视为“贱种”，离家出走，最后因为“两个红薯”失去生命。

    我们试图读懂这篇小说，了解它给我们的启示，更希望洞察作者的思想。王晓英说，这部小说就像她自己的一部“自传”，只是经过一些“悲剧化的处理”。由此，记者以问答形式与王晓英谈起了这个话题。

    记者：您能不能首先谈一下您以及您的文学创作的情况？

    王晓英（以下简称“王”）：我不是湖北人，是杭州人，才来湖北三年，70年代出生。看完那篇小说后，你们应该比较理解我，为什么会把文学作为我终身的伴侣，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文学是对自我的一种释放。当一个人感觉不到周围的人理解她时，或者不寄希望于周围的人理解她时，她只有借助文字宣泄自己。关于我自己，我想说的话都在我的所有作品里。至于我的文学创作情况，我想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现在还不过是开始。所以，我不赞成你们称我为作家，现在还不能。现在，我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写出更好的小说来，那时候，可以无愧于作家这个称呼。

    记者：还记得18岁时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什么情况吗？

    王：那篇小说叫《女孩?雪?榕树》，我记得是在冬天完成的。那年放寒假了，我买了几包饼干，烧了一壶水，然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小说。写了几天，一气呵成的。投稿时没有抱任何希望。没想到在杭州的《西湖》杂志发表了。当时编辑给我打电话，她要我去杂志社，对我说，将来你要是成了名作家，我就是第一个编你小说的编辑。她还说，省作协有个领导嘱咐她关注我，好好培养我。她叫罗敏然。我们早已经没有了联系，我想她早就退休了。不过，我永远都记得她，就像我记得每一个对我好过的人一样。磨难让我更懂得感激。当年，杂志社就邀请我参加他们的笔会，那次笔会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那以后，我开始了小说创作。

    记者：在您的简历里面我们看到您当过小学教师、记者，还在国外念过书，您能简要介绍这些情况吗？

    王：这是我个人不断上进的历程。生命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一旦停止追求，就会像浮士德一样倒地而亡。我指的死亡是精神的死亡。我无法想象那种无目的单调重复的日子，那会令我感到窒息，让我痛苦。所以，我给自己制定了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希望自己每年的履历上，都能增加点什么内容。

    记者：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回国的？是什么时间回国的？

    王：我到武汉已经三年了。我和先生本来是想去美国定居的，快要办签证了，适逢驻南斯拉夫中国大使馆被炸。我先生决定回国。他是清华大学的博士，当年由于出色由学校推荐到德国斯图加特大学联合培养。在使馆被炸后，他对我说，国家培养一个博士不容易，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肩负着让国家强大起来的重任，我要回国去。“男人是为事业而活，女人是为爱情而活”。我想，一个女人一生中最年轻、最漂亮的时候应该在她的爱人身边度过。所以，我就退学回国来了。

    我回来这里已经三年了，我是杭州人，在这里已经水土服了，这就是我的经历，并不漫长也不短暂。

    记者：后悔过吗？

    王：不后悔。我对他说，你在哪里，我的家就在哪里。我知道我从小缺乏的是什么，知道我内心里的空洞是什么。这么多年，我最感激的是我先生，是他替我遮风挡雨，给我营造了一个天堂。

    记者：能不能谈谈你回国后的生活情况？

    王：回国后，我先生作为人才被武汉科技学院引进。为了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家庭，我也选择了留在学校。三年来，一直在学校党委宣传部，主要负责校报的编辑和学生通讯社的指导，也上课，教《大学语文》和《中文写作》。每天都很忙，空闲时间我喜欢和家人在一起，不怎么喜欢应酬和交际。

    记者：看得出来，你的小说的构思、写作都是非常细腻的，没有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很难想下去。能谈谈学校对你创作小说的培养吗？

    王：我很幸运，经历了两任部长。一个叫程丽，一个叫刘功成。这两个部长都对我非常好。在我默默无闻的时候，他们在我身上看出了光彩。我感觉到自己是被欣赏、被重视、被关注、被期待的。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人，身上有许多值得我敬重的好品质。我和他们不仅仅是上下级关系，后来都成了很好的朋友。我想，我的成长和他们是分不开的。

    记者：你创作这个11万字的小说，构思、写作肯定要花费很多的时间，不管是工作的时间，还是业余的时间，都要耗费你很多精力？

    王：我基本上是在深夜写的。我酷爱写作，不过，不想因此而影响了家人。一般都是在九点后，也就是把孩子哄睡后才开始的。对孩子尽到母亲的责任，对于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忙完家务后，我和我先生各自坐在自己的电脑前，他写他的研究论文，我写我的小说，偶尔聊几句，站起来给对方的茶杯里添些水。不想写了，就弹弹古筝，听会音乐，煮壶咖啡，翻翻时装画报。生活很充实，很快乐。我这个人把命看得很重，不想让写作损耗了身体健康，又怕睡晚了长皱纹，一般不熬夜。所以，一部小说通常进度很慢。我做任何事都不是那种非要达到个什么目的的人，我觉得这样写着，让文字把自己从平凡琐碎的生活中超拔出来，其实就够了。     

    记者：我读了《漏雨的屋子》以后感受很深刻，因为家庭的原因造成孩子与社会产生隔离，在社会中给自己划了一个圆圈，试图自己走出去，每当与社会接触的时候，却被伤害，这使他们更加紧缩在自己的圈子里，更孤独，更远离社会，是吗？

    王：是的。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看到了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我想告诉所有在不幸的家庭长大的孩子，越是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越是要奋发，越是要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心态良好的人。我一直认为，人的生命不是在诞生的那一刻开始的，而是在一次次的磨难中自己诞生自己的。

    记者：从你的小说里看，是不是有一种信念在支撑你，但你没有写出来？

    王：一个人有了信念以后，经历再多的苦，她也不会觉得苦，要有一种殉道者的勇气和奉献精神在里面。那种信念，就是我的生活态度：活着要有意义。

    记者：在小说里，你看待人和世界的目光很冷漠。刚才你几次提到，有很多好心人来帮你，你对这个社会的态度是不是有了改变？

    王：我看过川端康成小时候的故事，川端康成小时候有个外号叫“送葬的人”，意思就是不停地送葬。他的亲人不断地死去，他周围所有的人都觉得他很可怜，每当他走过去的时候，别人就会说：这孩子好可怜啊。这些人是好心的，但是这些好心反倒在他内心里留下了冷冷的阴影。从小到大，我不喜欢是一个弱者，不喜欢有别人在俯视我的感觉。所以，我也不愿意去领受别人的同情，而是希望自己强大起来。灰暗的、颓废的、冷漠的东西只能深藏在心里，一旦释放出来，无异于作茧自缚，把自己困死。而这个社会只对强者露出笑脸，所以，要让自己强大起来。只有自己强大起来了，才是对所有好心人的最好回报。

   记者：所以，在你的小说里把主人公进行了悲剧化的处理？

    王：我最后让主人公死亡了，而且我让她为了两个红薯死亡，我就是想说生命是多么的脆弱，是多么的不堪一击！一个鲜活的，一直为了理想和信念在不屈地抗争的女孩，竟然因为两个红薯而丧命，这是多么的令人痛心啊！换言之，生存是多么的艰难。当然，这样处理结尾，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内心里某种绝望情绪的释放。这种情绪只属于小说。

    记者：湖北有许多很有实力的作家，您和他们有联系吗？

    王：有几个。不过不多，也不常联系。我曾经对林白老师说，有一天我来见您的时候，希望自己不仅仅是个喜欢你作品的读者，还是一个能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和您讨教的作者。作家通常都不怎么喜欢交际和应酬，所以我不希望自己去打扰别人。不过，在这里我要提一个对我帮助很大的作家，——刘醒龙老师。我对他始终心存感激。刘老师对我有知遇之恩。虽然我们才见过几次面，但是我必须要提起他，我会永远记得他。

    我是在最困惑、对自己的写作前景几乎丧失信心的情况下去找刘老师的。之前，我写了一些中短篇小说，屡投屡退，编辑说，不是你的小说写得不好，而是不符合市场的要求，我们的杂志必须要考虑到读者的口味。并要我按照他们的要求去改。我说我宁可不发表，也不愿意改，因为，迎合了大多数人的口味的同时，也就丧失了我自己。而小说是个性化的精神产物。我没必要为了别人的喜好去改变自己。

    记者：所以在这方面，你很疑惑？刘老师怎么帮你的？

    王：一段时间，我很疑惑。我后来打电话给刘醒龙老师，他让我带上两篇小说给他看看。一篇是“自己最满意的”，另一篇是“自己最把握不定的”。我真没想到，像他这么著名的作家会在百忙之中给我这个青年文学爱好者以指导。后来，我带上自己的三篇小说给他看。没想到当天晚上九点钟，他就给我打来电话，说我写得很不错，让我按照这种风格继续努力，并表示帮我联系刊物发表。

    我非常感动，这才是我心目中的文学大家。他不仅仅自己在发展，而且关心着下一代的发展，尽可能地为别人的发展创造空间。我永远都记得他。后来，《漏雨的屋子》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时，我又请他给我写序。我希望我生命中的第一本书里，留有我最喜欢的作家的文字。我不仅喜欢刘老师的文字，更欣赏他的为人。他很善良，很宽厚，很重感情，是个非常好的人。当我请他为我的小说写序的时候，他立刻就答应了。那时候，正是他最忙的时候。中秋节晚上，我给刘老师发过去一条祝福的短信，他很快回复了，他说他正在给我写序。我看了看时间，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了。我不知道该怎样去表达我对刘老师的感激，只希望自己能写出更好的作品来。我想，这也是他最愿意接受的回报。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一路走来，总是会碰到很多好人，很多对我好的人。因为他们，我常常对自己说，要更好地走以后的路，不能让他们对我失望。这也是我努力的一个动力。

    记者：在《漏雨的屋子》里，你是不是在用你自己的文字来反映生活，记录自己的生存状态？

    王：我一直是用文字来抗衡生活的。在别人看来，我是一个很阳光的人，处处从容和温和，其实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由于从小家庭造成的原因，自己人生经历的原因，沉淀在内心深处忧郁的东西非常多，我需要释放出来。文字是释放忧郁的一种方式，通过写小说我能够让自己变得冷静，变得镇定自若。

    无论在小说里还是在现实中，死亡对我来说也就是那么回事。但是我现在有了自己的爱人和小孩，我不会谈这个，我会努力地去奋斗，让自己过得更好。

    记者：你是用文字来升华生活，应该怎么样理解？

    王：在我的经历中，我无辜的承受父辈对我们的伤害，别人会经常把它提出来，让你去面对。我心里有仇恨、抵制、戒备，换言之，我的内心有“魔鬼”。我要离开那个生活圈子，只有通过我的文字。

    我因为文章写得好，被推荐到小学去教书；也是因为文章的原因，我从小学到了报社当记者。正是通过文字，我逐渐远离了原来的圈子，我“内心的魔鬼”被遏制住了，甚至给我带来了真爱，带来了幸福。

    记者：文字给你带来了真爱和幸福，是怎么回事？你们通过文字认识的吗？

    王：我在教小学时，写了一篇文章发在杭州的日报上，当时我先生还在浙大教书，我们并不认识，他看到这篇文章后大加赞赏。有一次，我在一个朋友家里做客，他也过来了，我朋友就向他介绍我是谁，发表了很多作品 ，他突然向我提起我在报纸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我当时真没想到还有人会这么关注我的文章，所以我们开始交往，我先生当时对我的文字很欣赏。

    我当时心里也在“设计”自己的对象，我这人喜欢双方互补。我是性格细腻、感性，所以我希望我的爱人应该宽厚、大度；我皮肤比较黑，我的爱人应该比较白；我学文科的，我爱人应该学理科等等，没想到他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所以，我相信我的文字给我带来了缘分，带来了幸福。

    所以，我相信文字，感谢文字，文字让我在这个社会找到了存在的价值，找到了真爱，找到了幸福。

    记者：你以前还哪些作品获奖？

    王：我从不热衷评奖这类的东西，所以写了那么多东西，也没拿去评奖。就是最近有一篇中篇小说《红鸟的环状生命》获全国教师文学作品大赛一等奖。再就是《漏雨的屋子》获得了全国青年文学大赛获得一等奖。

    记者：你下一部小说准备写什么？

    王：我的下一部小说是《雪花在斯图加特飞》，描写我在斯图加特读书期间遇到的很多人，发生的很多事情。我不能让自己以前的经历这样白白流掉，我会选择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