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晚报

    [何红仿简介]      

    何红仿1958年生于蔡甸区消泗乡，1976年7月参加工作。

    2005年6月13日，何红仿在挖沟村忙碌一天后，赶回乡政府开会。晚8时许，何红仿在汇报工作时突发脑溢血，被急送医院治疗，第二天凌晨，因抢救
无效病逝。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却死了。”

    一个普通的乡干部累倒在工作岗位上，发殡那天，仅有两万人的蔡甸区消泗乡，竟有两千余群众自发来为他送行。

    这位在消泗乡干了30多年的干部到底做了什么，让乡民这样怀念和拥戴他？近日，随着何红仿事迹报告会在蔡甸举行，引发了与会者对何红仿扎根基层、乐于奉献的公仆情怀的思考。

     穷与富

    消泗乡汉洪村农民何丙祥是何红仿的“老朋友”。何丙祥家中有5亩地，每年开春，何丙祥都要摸到乡政府找何红仿借钱买种子、化肥、农药。何红仿每次100元、200元地帮何丙祥解“春困”。

    1998年百年不遇的大洪水，何丙祥家颗粒不收，而小儿子却要在灾年办喜事。何丙祥又一次找到何红仿借钱。何红仿二话没说，借给何丙祥3000元钱。3年后，何丙祥才还清借款。

    在消泗乡，何红仿的穷亲戚很多。蔡甸区行政事务中心主任李绪林在消泗乡与何红仿共事14年。他说，每个月发工资没几天，何红仿口袋里就空了。问钱到哪里去了，他说，谁借了几多，谁借了几多。

    其实，何红仿家里并不宽裕。直到当副乡长后，工资才1500元。他上要赡养两位老人，下要抚养一对儿女，妻子长期没有工作。

    何丙祥说，后来才知道，何红仿是从他朋友那里借钱解了他的燃眉之急，然后自己每月从工资中挤钱还债。

    何红仿死后，家中仅有像样的电器是一台21寸彩电，家里没有一笔存款，有的却是为儿子上学借的5万元债务。

    宁愿自己坚守清贫，却尽力帮助困难群众。何红仿的富与穷，看你拿哪把尺子去衡量。

    何红仿在日记中写道：湖区干部穷，湖区百姓更穷，能帮他们多少帮多少。苦与乐

    消泗乡是蔡甸区最偏远的湖区，也是革命老区；既是“水袋子”，又是“血吸虫窝子”。在消泗乡工作，干部福利待遇差，办公条件差，外地干部不想来，本地干部想调走。何红仿在消泗乡工作30年，没有向组织交过一份调动申请。

    何红仿在副乡级领导岗位10余年，近10年分管防汛工作。在每年防汛的日子里，他要无数次走遍全乡98公里堤段、14处泵站、17座大小涵闸。近10年中，由于奔波防汛一线，何红仿长雨靴穿烂了12双、雨衣穿破14件。

    由于常年与疫水打交道，何红仿身染血吸虫病和严重皮肤病，皮肤长年起红斑块，恶痒难耐，久治不愈。在他离别人世，亲人们为他换衣服时，他那浑身红斑块，让亲人们泪流满面，痛哭不已。

    然而，何红仿在消泗乡干得有滋有味。

    他说：“我是消泗乡土生土长的干部，能有机会为父老乡亲干事，再苦也甜。”

    他还说，我们当干部的旱涝保收，一个月1千多元钱，农民风里雨里得洒多少汗珠子，能不知足吗？

    是苦？是甜？什么人咂出什么滋味。

    进与退

    能否正确对待个人的升迁，是一个党员宗旨观念强弱和一个干部公仆意识虚实的“试金石”。

    2004年5月，蔡甸区在全市率先推行乡镇机构配套改革，全区街场乡镇108名区管干部或提前退养；或改任非领导职务。何红仿的组织考核和群众投票等几项指标均遥遥领先，但组织上考虑消泗是个由两个乡合并的乡，干部职数少，年轻干部多，决定年龄相对较大的何红仿由副乡长改任副主任科员。

    从一般干部到副乡长，又从副乡长到一般干部，“革命”30年，一夜回到从前。对组织的决定感到意外的何红仿，心里有过斗争，但最后很快就平静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

    消泗乡在乡镇机构改革中“下岗”的干部较多，一些干部闹情绪上班晚，下班早，平时总是将“有酒喊我一声，有事就当我死了”的气话挂在嘴边。

    何红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主动帮党委做工作。何红仿说：“你们感到委屈，我也一样。不说别的，只想想过去别人何乡长前何乡长后地称呼，现在喊么事就不晓得了。大家有情绪，可以理解，说穿了，就是个面子问题。如果大家认为从领导岗位下来很没面子，但是如果不正确对待，闹情绪，让群众看扁了，那才叫真丢面子。丢个人面子事小，丢党的面子事大。”

    在何红仿耐心劝说下，消泗乡这些干部很快转变思想，丢下包袱，重新投入新的工作岗位。

    生命的价值，是无数人探寻的课题。诗人用诗句探寻生命的价值，何红仿用生命应验诗的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