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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智武汉——与武汉国际顾问张庭伟的对话

(2005-11-26 08:42:03)

荆楚网(楚天都市报)(记者周洁 杨磊)昨天,武汉市人民政府国际咨询顾问团第四次会议闭幕。在“中部崛起与武汉的发展机遇”主题下,国际顾问们畅所欲言,成果丰硕。

顾问张庭伟的建言有“新区应该建立在主要发展轴线——交通轴线上,因为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不是面状的均匀扩散,而是沿主要交通轴线的线状放射;新区和中心城之间应有一定的间隔,不要直线相连,避免‘摊大饼’式的发展”等原则指导,也有“新区开发中,可以优先发展东部的阳逻、北部的宋家岗、西部的常福———武汉国家级开发区三个新城”的具体设想,远瞩高瞻,条条务实。更有他来不及倒时差,马不停蹄参加各种会议;听工作人员的汇报,一字不漏地记录;为了准确传递其他国际顾问的想法,主动客串做起了翻译;牺牲休息时间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他对武汉拳拳之爱,溢于言表。他的直率、坦荡,更是令人感佩。

   张庭伟,1946年出生于上海市。美国注册规划师协会(AICP)国际委员、美国规划院校联合会(ACSP)国际委员、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终身教授。武汉城市规划顾问。

1996年起,在伊利诺斯大学城市规划学院担任城市规划专业教授,当年作为美国代表团成员参加联合国“人居大会”,并在非政府机构大会作报告。2001年获得伊利诺斯大学“终身教授”称号,并参与组织“2001年世界规划大会(WPSC2001)”,担任大会项目委员会共同主席。

结缘武汉

策划江滩

问:一听说是国际顾问,老百姓觉得挺高远的。国际顾问到武汉,出谋划策,武汉人民之福也。就如您说的,“时间紧,客套话就免了。”顾问们了解武汉吗?

张庭伟(以下称“张”):(笑)别人我说不清楚。追溯起来,我1970年就与武汉结缘了。那时的武汉虽是座老城,像东湖还是很值得看一看的,至今还记得屈子行吟阁等。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在美国教书了,交往更密切。

问:密切交往开始前总得有个使者,是谁做了您顾问武汉的“红娘”?

张:(笑)武汉的老一任的规划局长眭录明。我担任全国城建局长培训班副主任(1984-1988)时,他是第一届的学生。等于我是班主任,他是班长。我当时任同济大学建筑系副主任,而同济的建筑系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既然是系副主任,应该有东西可以贡献一下,于是我被邀请到武汉做规划,当时想做江滩规划。

问:武汉江滩现在可是武汉的名片,那是您做的规划?

张:不是我的原始规划。我们当年还没做具体的规划,只是策划。即怎么定位,从哪里到哪里。国际上的经验证明,滨水地区的开发是带动城市发展的主要的着力点。这个着力点,就要求你找准切入口做最好。同样参照国际经验,最好的切入口是离市中心比较近,步行可以走到,讨论的结果是这样的。

问:现在汉口江滩已经建成,您去看过吗?

张:我看过武汉江滩,很不错。

学贯中西

连任顾问

问:看您的论文,对武汉的规划建议非常具体,可操作性很强。于是在想,您的“建议”是根据您的知识经验总结出来,是听武汉相关职能部门汇报总结出来,还是经过了深入的调研?

张:以前对武汉的了解,主要是项目为主,如月湖的规划等,还有好几次国际竞赛,我都是评委。

了解比较全一点,是去年评审武汉总体规划前面的战略规划,我是专家评审委员,听汇报很详细,材料也看得很多。战略规划评审结束后(当时已当了武汉市的顾问),李宪生市长说要加强国际联系,派武汉规划院的骨干到我那里去进修,我们学校也答应这样做,2004年就落实了。

问:听说当顾问是义务的,您是武汉第三届国际顾问,本届“连任”。我看到武汉市的一个文件,顾问卸任是自由的。

张:(笑)我现在所供职的伊利诺斯大学在芝加哥。中国人到美国都是走两海岸,东边是纽约、华盛顿,西边是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在中间。因为武汉被称为东方芝加哥,所以陈训秋书记、李宪生市长访问美国,都到了芝加哥,一看觉得可以借鉴,于是我们的交流就密切了。

在中国做规划,很大的一个因素是政策问题。而洋人他不懂,容易全盘否定,这不对。我虽说是美国籍,但在中国生活了42年,中西方都熟悉,所以李宪生市长邀请我进一步为武汉做分析。进一步阅读武汉的材料,所以我的报告才会比较细,比较贴近。

一针见血

追求真理

问:24日上午,在武汉市规划院报告完武汉的城市规划后,您的发言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有衷心的肯定,但更有尖锐的批评。比如说“规划没有时间表的问题,是否能落实的问题,会不会出现‘摊大饼’的问题。”如此尖锐,这是否与您国外18年的工作经历有关?

张:有关系。我本是一个直截了当说话的人,在同济大学教书时,就是出了名的。到美国后,更顺理成章了。美国人不像中国人,从不把话放到桌子下面说,喜欢单刀直入,行就行,不行就不行,没有拐弯抹角。

问:同济大学好像出了不少说实话的“斗士”,比如我们曾经专访过的阮仪三,好多古城都是他舍身保护下来的。

张:我1960年上大学,阮先生就留校当老师,他是我的老师辈。

问:提阮仪三先生,是想到一个关于旧城改造的问题。今天(24日)上午,在参观武汉城市规划设计图模时,我们看到其中一个设计方案,就是将汉正街拆掉重新建。对此,您有何评价?

张:这肯定是不行的。旧城事关一座城市的记忆,改造难在把握一个度。

问:如何做才叫“适度”?

张:城市街道的肌理不能动。保持传统特色、个性的前提下,房子是可以更新的。像上海新天地的改造,可借鉴。

底蕴缺失

功利自私

问:分别到中国、美国最好的规划学院教书,您有没有比较过中美两国的学生有怎样的差异?

张:美国的教育要求学生与众不同,而我们则强调随大流。这是本身上的不一样。

有一条,印象深刻的是,我刚进大学到美国读博士,那大学门口有个招牌,写着“定义:什么叫学生?”给全体教授看的。我真的震惊了。

问:答案是怎样的呢?

张:养活我们,给我们吃饭的人叫学生。我在同济大学教了那么多年的书,都做了系主任了,是没有想到过的。观念不同,所以对学生的态度不一样。美国的教育给学生自由选择的余地非常大。

问:关于学生个体的问题呢?

张:更严重。近年来,我招收的中国的一些博士、硕士生,我觉得太过于强调个人价值,社会的公益、社会的公正,这些东西没有。对于一些人文底蕴的东西,影响人灵魂的东西,储藏不多。一些传统的经典著作,他不知道,或只知道一个缩写的小故事。脑子里都装的是什么歌星的绯闻,比如“超女”赚了多少钱呀,在我看来很无聊。

抛开虚荣

崇尚务实

问:就像作家写文章,我们理解城市规划好像更多一些规划师本人的审美、价值取向。体现的是个人价值观?

张:不是,不是。规划师的工作,更多的体现是群众的价值观。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唯一了不起的是知道人们喜欢什么。

问:如今,像北京、上海那样,武汉也似乎面临这样的考验,路越修越宽,堵车也似乎越来越厉害,市民出行不易。您有好办法吗?

张:我曾与沈阳市市长谈过同样的问题。与其把一条道路拓宽到8车道,不如做2条平行4车道道路。为什么呢?公共交通是放在一个分散的路网上解决的,不要希望借助一个路段来解决。整个路网通畅,不在于将一个路段拓宽。

因为你拓宽路段,就把别的马路给挤掉了。这不对。就像一个人,全身毛细管都通,它肯定不存在堵塞了。基本理念没解决,所以才出现水多加面,面多加水。

马路拓得太宽,市民过马路时间太长,也易堵车。还有车,通过十字路口,时间也长了。再从房地产开发角度说,一条8车道的马路,只能带动马路两面,而两条4车道的马路,带动4面,何乐而不为呢?

问:也有人认为,8车道、10车道乃至更多车道,多气派,多好看呀?

张:这就不对了。我们中国人爱讲脸面,哪怕我骨子里是穷人,来了客人,也要装得富有,打肿脸充胖子。这一点,我们要向美国人学习:不讲脸面,讲实在。

问:城市规划是一个系统工程,概而言之,武汉应规划成怎样的一座城市?

张:武汉位于中国的地理中央,如芝加哥在美国的区位一样,可以借鉴芝加哥的经验,发展物流业,成为全国最大的交通枢纽。另外,武汉地区有丰富的水系,在江、河、湖边有大量的滨水地区。国际经验证明,滨水地区的开发和提升,可以成为城市空间开发最大的特色。例如芝加哥就是依托密歇根湖和芝加哥河而发展起来的。大做滨水文章,将为武汉高质量的“生活家园”的建设提供广阔舞台。一句话,如果规划得好,武汉应该成为生产基地、生活家园、生态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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