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元原先准备了多种可能性，都是用来对付父亲的记忆的。元元唯一没有准备到的，是父亲的失忆。记得是一种痛，不记得也是一种痛，只是这两种痛却是无法抵消取代的，都得一一痛过。

两个星期之后，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元元把饭菜都摆上了桌，一边摆筷子，一边貌似无意地说了一句：“妈妈做的菜比街上买的好吃多了。”何淳安很久没有说话。元元转过身来，发现父亲的人中上流着一条清鼻涕，目光死死地盯在墙上，仿佛要把墙看出一个洞来。

“工作证。”后来何淳安喃喃地说。

“什么工作证?”元元不解。

“上面的那张照片，你拿了，放大，挂墙上。”

元元这才知道父亲这么多天一直在找母亲的照片，一颗心方稍稍地落到了实处。

办完母亲的丧事，元元要带父亲去广州住一阵子，也算是换个环境，散散心的意思。何淳安执意不肯，说你妈回来找不着人呢。元元说妈现在是灰是烟，你到哪里她就跟你去哪里。那原本是一句劝解的话，老头听了，却像是受了惊骇，竟泥塑木雕般地呆坐了半天，连饭也不肯吃了。元元无奈，只好说：你跟田田去加拿大住几个月，反正你听得懂英文。

老人连连摇头，说她拖了我这么个老油瓶在身边，更没有人敢娶她了。

请保姆的事就这样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何淳安在家务事上基本上是个低能儿。从买菜做饭到洗衣扫地，从前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李延安一手包办的，何淳安甚至连银行密码都懒得去记。李延安骤然一撒手，现在何淳安连洗衣机都不知怎么使，烧茶坐水也得从头学起。可是何淳安坚决不同意请保姆，说家里来个生人不习惯也不安全。

元元一转眼就在父亲身边待了一个来月。广州的公司来了最后通牒，说再不回来上班就要另请人顶替他了。何淳安就催儿子走，说你管得了我一时，还能管得了我一世?我终究得学会自己生活的。元元临行前，去超市买了一冰箱的面包饺子速食面，不厌其烦地教父亲如何烧水煮食。又给父亲系里要好的同事学生一一打了电话，让时时关照父亲。谁知刚回广州三天，就接到了邻居的电话，说父亲将一锅开水打翻在地上，烫伤了脚，住进了医院。元元再也抽不出时间了，只好星夜打电话给远在多伦多的妹妹田田，让她火速回来一趟。

田田一到家，就起草了一则聘人广告。吸取了元元前次的教训，田田这次采用的是强硬高压手段，何淳安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广告就在报上白纸黑字地登了出来———

诚聘家庭助理，照顾一位知识老人。精通家务，有耐心，初中以上文化水平。月薪绝对高出市价。其它优惠面议。

后来的几天里，倒是陆陆续续地来了好些电话。

有几个在电话里听起来就不是那块料的，田田面也不见就给拒了。剩下的几个听起来还算顺耳的，等约来了一见，竟没有一个看上去略微顺眼些的。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进门先把家电厨厕设备都巡视了一遍，才肯坐下来说话。每送走一个，田田的眉心就多了个结子。到后来沮丧之极，忍不住感叹善良淳朴的中国劳动妇女都到哪里去了，夜总会招人，来的也不过如此。何淳安坐在沙发上，闭了眼睛冷笑：“祥林嫂出国了，四凤经商了，陈白露倒还是有，只是你老爸敢要吗?”田田听了啼笑皆非。

明日请看：保姆自温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