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和她的父亲

大伯为了独霸当地的鸦片烟馆市场使尽了手段，竟然逼得一个生意上的对手跑到费家的院子里吞鸦片自杀。大伯的恶行激起了人们的愤怒，一群人拥进我家砸烂了不少东西。据说从这次事件以后大伯的生意一落千丈，费家逐步走向败落，在家乡站不住脚，不久全家就搬到了苏州。

我的祖父和杨敦颐是好朋友。杨家在同里是有名的大户人家，拥有不少田地，开有一家米行，在苏州十全街还开了振丰织布厂。在我父亲还小的时候，费杨两家就结下儿女亲家，杨敦颐答应把女儿嫁给我父亲并且要经常关照费家。祖父去世后，杨敦颐依照诺言，把我父亲接到他家，同他的孩子一道上学；嫁女儿的时候，又考虑到费家经济状况不好，所以在女儿的嫁妆里有一份田产，外祖父想用这份田地来保证女儿婚后的生活。

杨敦颐曾经在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时，特意加试的甲辰恩科上考中了举人，被派到镇江做学台，这个官相当于现在教育厅长的职务。可是没干多久他就辞官不做，应聘到商务印书馆当了一名编辑，参与了《辞海》的编纂工作。外祖父的国学底子很好，尤其在文字学方面很有造诣。记得我小时候听过他给学生讲中国文字起源、文字结构的课，还学会背诵不少口诀。

虽然外祖父的国学基础深厚，却不守旧。从我母亲和几个舅舅受教育的状况可以看出，外祖父是个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的人。大舅舅杨千里秉承父业，国学基础扎实，在书法、金石、诗词方面都有很深的功底，民国时期靠笔杆子做了官，当过相当于行政院秘书长的官职。另一个舅舅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和胡适是同班同学，并一同被送到美国留学，学机械，回国后在天津办工厂、开洋行，创下“抵羊牌”毛线这个名牌产品。还有一个杨左匋舅舅也留学美国，后来在好莱坞画动画片，参与有名的动画片《白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创作。六舅舅学西医，是一名医生。最小的杨锡璆舅舅是建筑设计师，解放前在上海设计过好几处像剧场这样的大型建筑；解放后调到北京，参加了北京“十大建筑”的设计工作。

我的母亲杨纫兰毕业于当时最“新潮”的上海务本女学，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批接受西方教育的女学生里的一个，后来她一直是站在了当时社会潮流的前边。我手头有一张1911年妈妈抱着我同哥哥、姐姐一起照的相片，有趣的是，照片上两个哥哥身穿幼儿园制服，手里拿着红十字小旗，这在90年前的中国是很少见的。原来是因为当时母亲在家乡开办了吴江县有史以来的第一家蒙养院（幼儿园）。两个哥哥是蒙养院的学生，所以穿着统一的服装（后来我也成了蒙养院的学生）。蒙养院的学生除了学识字，还做游戏、学跳舞、学唱歌，有脚踏风琴伴奏，那时候这些事都是很新鲜的。

母亲对我一生的影响很大。她是个思想开放的人，乐于接受新事物，除了在家乡办新学，她还带头剪短发，讲求男女平等，注重子女教育。记得在出版《爱我家乡》这本书的时候，我特意在卷前编入父母遗稿各一篇，从母亲写的那篇《〈女界钟〉序》里，可以体会到她的思想境界。

我的童年正处在军阀混战的时期，整个国家动荡不安，老百姓常常因为打仗而四处避难。我家也同样，一旦有个风吹草动，母亲就带着我们几个孩子，从县城逃回同里老家。这样的逃难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明日请看：我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