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燕京大学

还在小学的时候，我的一位姑父，从上海为我订了一份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少年》杂志，每一期杂志我都很用心地从头看到尾，时间长了就产生了给《少年》投稿的念头，而且我投的稿真的在那上面发表出来了，当时看到自己的文章用铅字印在白纸上，非常激动，它成了一股强烈的诱惑力，鼓励我不断地写作。从此写文章就成了我学生时代最大的爱好，影响了我一生。因为文章写得不错，高中毕业时我还获得了学校奖励的一个写着“国文猛进”的银牌。

我小的时候念过一点古文，曾经用古文体写过几篇文章，自以为古文基础还好，其实只能说是中文底子还说得过去而已。要是说“国学”，那么我的基础就差得多了。我认为所谓国学，不仅仅是懂得古文，还要对中国的哲学思想、人文思想有深刻的理解才行。我在这方面没有下过功夫，基础不够扎实，研究得也不够深入。

我从东吴大学附中毕业，直接升入东吴大学，这中间曾经报考南洋大学，但是没考上。当时大学生普遍都想毕业后出国留学，不然就觉得低人一等。对我来讲这种出国留学的愿望更加强烈，为什么会这样呢？说起来也是年轻人争强好胜。

小的时候，由于我家的经济条件比外祖父家差，我们几个兄弟心里不服气，暗地里跟几个舅舅比赛，不管在哪方面都想要超过他们。几个舅舅天分都很高，学习成绩很好，我上中学的时候已经有舅舅在国外留学了，我当然不能落后，暗下决心一定要出国留学，不能落在舅舅后边。

在20世纪初，像我这样家里没有条件送出国留学的人，有几条路可走。一条是考官费。记得当时清华每年会在报上登出公告，写明这一年有哪些学科招考官费留学生，要考哪几门功课等等，一般一科只招收一个人，各校拔尖的学生都会报名，考上了就像中状元一样。据我所知人类学只招收过一次，是许烺光考上了。我二哥费青，也是考上清华大学公费留学资格，到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攻读法律。

另一条路是争取国外大学的助学金，这需要有教授推荐。那时国内的普通大学与国外联系比较少，所以推荐的机会也少；然而教会大学由于与国外的联系多，推荐学生的机会就多。有的学生为了得到推荐的机会就多方设法托关系、走门路，甚至巴结老师。那时最好的教会学校是圣约翰大学，第二是南洋大学。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都能讲一口地道的英语；东吴大学就差一点，我们讲的是“苏州味”的英文。

还有就是毕业后留校当助教，先工作几年后再出去。林耀华走的就是这条路。

我在东吴大学上二年级的时候，碰到了“五卅”运动。我是学生会的干部，跟大家一起上街游行。恰巧这时医务室的一个校医与某学生发生口角，动手打了这个学生，在处理过程中，学校当局明显偏袒校医，学生们很不满意，开会声讨、罢课抗议，闹得沸沸扬扬。事情平息后，校方要开除带头闹事的学生，我是其中的一个，后来因为大多数老师认为我的功课好、品行也不错，就没有开除我，但是东吴大学是不能要我了，责令我转学。这样我就到了燕京大学。

那时候燕京大学允许新入学的学生，先听课再选择专业，可以挑选先生，我就将各个系主任讲的课听了一遍。记得我听了比较有名的、教心理学的陆志伟先生的课，也听了社会学系主任许世濂的课，最后我选定了社会学系。

明日请看：师从吴文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