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学系我认识了吴文藻老师。我知道他是我小时候就崇拜的冰心女士的丈夫，所以从心里就认定他一定是个“不凡”的人才。后来逐渐加深了了解，吴文藻老师的确是与众不同。比如燕京的一些老师都用英文给学生上课，甚至国文课都用英文来讲，有的老师还给自己起个英文名字。但是吴文藻不这样，他用中文给我们讲课，记得他曾经用中文，给我们讲解一本英文写的西方社会思想史。用中文讲英文教本，实际上就是现场“口头翻译”。吴文藻也不给自己起外国名字，后来他更提出“社会学本土化”的口号。这是吴老师的特点，有中国味，我是很赞成的。

大学毕业出国留学，是当时大学生梦寐以求的。要出国就得有老师推荐，我就跟定了吴文藻老师。我从燕京毕业的时候有一个去美国密执根大学学习的机会，但是与我同时毕业的还有杨庆堃，为了不跟好朋友竞争，我放弃了这个机会，听从吴文藻老师的安排，报考清华研究院。其实吴老师有一个大计划，他想经过司徒雷登的同意，把英国牛津大学的导师制引进到燕京。为了实施这一计划，他在哈佛大学成立100周年的聚会上，同当时社会学界的领头人，英国的马林诺斯基教授接上了头，马氏同意了吴老师的这个设想。可惜后来因为爆发了战争，这个事情没有成功。

为了“社会学本土化”，吴老师千方百计想通过各种渠道把他选中的学生送到国外学习，培养中国自己的社会学人才。谁去哪里，跟哪位老师学习，怎么出去，他心里都有数。譬如他想通过清华送我去英国师从马林诺斯基。

那时，燕京校园里学术空气活跃，在社会科学这个圈子里，一些学历史学的人成立了一个“神州国光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讲中国社会史。那时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两种思想斗得厉害，双方论战激烈。他们的争论引起我很大兴趣，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争论加强了我对研究中国问题的决心。在双方论战的人当中我最佩服的是顾颉刚，他写的《古史辨》我都认真读过；他用民俗资料来印证历史和他的历史地理学都影响过我，1933年我的毕业论文《迎亲婚俗之研究》，就是以地方志为根据，观察结婚时新郎要不要去迎接新娘这样一种民间风俗的地理分布，来看文化的变迁。

1935年从清华研究院毕业，经过一年准备，我终于踏上去英国留学的道路。

1938年结束在英国学业的时候，抗日烽火已燃遍中国大地。我辗转回到昆明后，便立即加入吴文藻老师组建的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下乡搞实地调查研究。

1940年冬，由于日军飞机的轰炸，在昆明城里跑警报的次数越来越多，“实地调查工作站”不得不疏散到城外去。搬到什么地方去呢？经吴文藻的介绍，我们选定了呈贡县古城村外的魁星阁。魁星是“主宰文章兴衰的神”。这座破败的三层古庙的外面风景很美，内部却陈旧不堪，地板踩上去嘎吱作响，墙缝里藏着小虫，叮得人浑身发痒。我们把一层作了厨房，自己开伙；二楼摆上桌子办公；三楼住人。张之毅、田汝康、谷苞、史国衡等几个人就在这里安顿下来，虽然条件简陋、生活艰苦，但大家情绪很高。后来大家都把这里叫作“魁阁”。

明日请看：延续了六年的魁阁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