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了六年的魁阁调查

我没有住到魁阁，因为那时候我的妻子快要生孩子了。按当地民间习俗，不是当地的人是不能把孩子生在这里的，我们不得不住到呈贡县城一个姓李的保长家里。我们住的房间下面是猪圈，住在猪圈上面，真是别有一股气味。不久孩子就降生了。

魁阁的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我在魁阁算什么角色呢？可以说是个“小头头”或“大服务员”吧。在这里工作的人都不是在读的学生，他们是联大或清华的毕业生，是助教待遇；我在这里也不正式开课，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是不满意老的那套讲课方法——先生讲学生听。我就学马林诺斯基老师的“席明纳”(Seminar)那套，用讨论的办法，由学生依照自己的兴趣提出问题，想出研究的路子，然后下到实际中去观察、调查，各人做各人的题目；过一段时间再集中起来，大家一起谈感受、念论文，我谈我的看法，他们讲他们的道理，互相争论、共同研究，无拘无束。我们研究的范围很广，比如张之毅跟我搞农村调查；田汝康到一家国营机器厂调查女工情况；谷苞研究地方社区、村子的行政系统……

我们出去搞调查是打着云南大学的牌子，通过县、乡政府下去，靠了行政系统还是行得通的。当同学们选定题目，确定调查点以后，我就去跟有关单位接头，向他们讲清楚调查的内容、调查的目的、有什么意义和商量一些细节。同时我们还尽量利用一些私人关系来打开局面。田汝康去机器厂调查，就利用了跟厂里管事的人相熟，住到厂里去，能够接触到女工，后来写了《内地女工》的调查报告。我去禄村也是靠了私人的关系。那时候我刚从英国回到昆明，人地生疏，去哪儿搞调查？一时还没着落。这时候我在街上偶遇在昆明工作的燕京同学王武科，他的老家在禄丰，而且是个“大户人家”，他知道我的情况后，带我去了禄丰，介绍我住到他亲戚家，这家人信奉基督教。说来也巧，我的一个信基督教的姨母杨季威这时正在这里传教，村里人都知道她，凭着同学的亲戚和姨母的关系，我很快被当地老百姓接纳，他们愿意跟我谈心、讲真话，这对调查工作大有帮助。

如果说在禄村我是靠私人关系打开了局面，那么易村这个调查点则是在两眼一抹黑的情况下，仅仅和当地政府接洽一番后就贸然闯了进去。这个地方离昆明约150公里，只有一段路通汽车，剩下的路程只能骑在运货的马背上前进，这段路整整走了6天。这次旅行虽然已经过去了60多年，然而当年旅途上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一天马帮在滇池边的一个寨子里过夜，我们没地方住，就在一座破庙的菩萨像脚下搭了铺位睡下，月亮慢慢爬上屋顶，月光透过残垣颓壁洒在菩萨身上，四野静寂，万籁悄然。这样幽幽的长夜，真是别有一番情趣。我还记得，一次在村子里小学校借宿，清晨告辞时，两位素不相识的女教师，硬要塞给我们十几个鸡蛋，说是带了路上吃。

这段时间里我一面讲课，一面写文章，还要自己动手刻蜡版、印刷、出“小报”，虽然整天忙忙碌碌，却劲道十足。1944年我从美国访问回来，想继续在魁阁搞学术研究，但是，国内时局更加动荡了，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昆明的民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终于爆发了震惊世界的“李闻事件”。我也被国民党政府列入黑名单，被迫于1946年底远赴英伦暂避。

延续了6年的魁阁也在这样的局势里收场了，这个收场好像是个没有“结果”的结束。

明日请看：我的英国老师马林诺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