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英国老师林诺斯基

1936年暑期过后，我到英国留学，进了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跟当时英国人类学功能派大师马林诺斯基（B．Malinowski）学习人类学。关于在英国学习的情况和对马老师的了解，我在《留英记》、《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和《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等一些文章里已经写了很多。

《留英记》里写了一段马老师为我安排的一场考试，考试的“考官”是英国当时最著名的“东方学者”丹尼森·罗斯爵士。考试结束后，在和马老师一起吃晚饭时，他特意向我讲明请罗斯作考官的道理，他说罗斯是英国研究东方学的“头儿”，他研究的范围主要是中东这一块，远东（包括中国）虽然不是他研究的中心，但也属于他的“地盘”，别人是不好瞎闯进去的。现在我们人类学要“入侵他的领地”，不经过他点头是不行的，他能来主持并通过你的考试，是他对人类学进入“东方”这一领域的研究表示认可，不容易。接着话题一转，马老师从学科和学术的角度指出我今后努力的方向。他说，这篇论文只是你研究中国的开始，运用这种方法可以扩大研究范围，包括宗教、意识形态、语言等等。他还鼓励我说，你回去后一定要继续做下去，大有前途，你已经在你的研究事业上，砌了第一块砖。接着他当着我的面，拿起电话和伦敦一家出版公司的老板商定出版我的论文，并答应为这本书写序言。放下电话后他考虑起这本书的书名，沉思片刻说，这本书是不是叫Earthbound（土地所限制的）……但随即又改变主意说，你的第二本书用这个名字吧。马老师写的序言得到了50英磅的稿费，他把这笔稿费作为礼物赠给了我。

后来我回国后所走的社会学路子是马老师提出来的；写的书，书名是马老师起的；甚至研究经费也有一部分是马老师送的。我在马老师指引的道路上走了好几年。

当年，为了建立起“中国的社会学”，培养中国人自己的研究队伍，吴文藻老师不遗余力，费尽了心思。我是被吴老师看中的学生之一，为了通过清华派留学生的机会把我送到英国去学习，他先是说服清华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系在1933年招收人类学研究生，然后又亲自带领我去拜见该系的史禄国（Shirokogorov）教授，得到了史氏的首肯之后，经过考试，我终于成了史禄国在中国惟一的及门弟子。

史禄国老师是俄国人，应该是属于那种因为祖国变了色被打入另册的白俄知识分子。关于这位学者的身世，我知道得不多，也搞不清楚他是怎么来到中国的，只听说他来清华之前在傅斯年的中央研究院工作。傅胖子（私下里大家都这样称呼他）在当时的学术界是仅次于胡适的人物，很有势力。他是搞考古、民族史出身，学术上更靠近德国传播学派那一套，不接受英美人类学的东西。据说因为史氏在研究院与同事们合不来，闹翻了，傅胖子就把他安排到清华。

我在《人不知而不愠》这篇文章里说过，在清华园里“史氏深居简出，与世隔绝”，这就使得同事们更摸不清他的底细，难以了解，以致对他“多是以礼相待，甚至于莫测高深而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其实从出身来看，他是一个真正的欧洲学者，他眼里的学术世界与中国学者的学术世界是完全不同的，比如他认为社会学的学生，将来是去做青年会这样一类的工作，是为人们提供服务的；他还认为像陈达研究的人口学，应该是警察局管的事，谈不上是什么“学问”。史氏所讲的“学问”，也就是现在人们讲的“学科意识”，是要研究“人”，研究中国就是研究中国的“人”。

明日请看：我的俄国教师史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