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安成了丈夫的“长姊”和“母亲”

李延安和何淳安认识以后，几乎没有任何交接转换过渡，她立即进入了她惯常的角色。她像一只硕健的母鸡，张开丰满的翅膀，将他全然覆盖。虽然他比她年长六岁，她却成了他的长姊，他的母亲。她照顾着他的一切需要。他的世界顷刻就小了，小得只有一翼之地。在那一翼之地里，四季只剩了一季，那是恒常的春。在恒常的春里他可以接近于放肆地伸展他的四肢和灵魂，只是，不知不觉中，他对付其他季节的功能却渐渐萎缩退化了。

他们结婚第三年，那场后来成为中国现代史研究专题的风暴铺天盖地刮进了校园。何淳安在外文系里既不是当权派，也不是当权派的红人，个性本来逍遥，树敌也不多，又有老将军岳父这一层遮挡，便相对平安地度过了最初的那个阶段。

后来，系里的头面人物相继下马，成为死老虎。工宣队入驻，新班子逐渐成形。厮杀声安静下来时，众人突然发觉他们已经失去了新的斗争目标。用当今政坛上的时髦用语来解释当时的情形，就是外文系处在了一个缺乏政绩的真空阶段。于是，新班子成员的视线，就渐渐地转向了何淳安。

工宣队找何淳安谈了一次话。

那天晚上李延安回家比平常晚了一些。图书馆的风声也很紧，有人交代了李延安父亲把女儿安插进馆的事，于是李延安毫无准备地被踢到了前台。幸好李延安在馆里只是一名勤杂工人，不占干部的编制。在那个知识分子成堆的环境里，李延安的初中文凭和档案袋里不满一页纸的简单身世，使得批她的人几乎找不到合适的词，草草地训斥了几句之后，李延安就被打发回家了。

李延安进了门，屋里一片漆黑。她以为丈夫还没回家，就开灯准备生火做饭。弯腰量米的时候，突然发现何淳安捧着头泥塑木雕般地坐在地板上，就大吃一惊。问了，却不说话；再问，才说头疼。

李延安将丈夫扶到床上躺下了，就开始淘米洗菜炒菜。火一热，油锅的味道,过来，喉咙口就涌上一团酸水。还来不及找个脸盆，就蹲在门槛上哇哇地吐了一地。中午没吃饭，吐出来的只是苦胆。那时李延安已经怀孕七个半月，妊娠反应却一直没有消失。何淳安在床上听见妻子吐得死去活来，只翻来覆去地叹气，说你挑了个什么时候来么，你。李延安知道丈夫在说腹中的这个孩子，便忍不住回了一句：“这是我一个人挑的吗？那你说什么时候是个好时候？”

两人不声不响地吃了一顿饭，饭和菜都只轻轻地挑了几挑，便都放回了碗橱里。李延安收拾碗筷的时候，听见丈夫在身后又幽幽地叹了一口气，说元元，就叫元元吧，就是一个的意思。李延安听了心里咯噔了一下，半晌，才笑着说：你可别给我定数，高兴了我还能生一打呢，我就喜欢家里人多热闹。却暗暗地长了个心眼儿，仔细地盯着何淳安的一举一动。

夜里李延安躺下了，却不敢睡。窗外秋虫咬得惊天动地，腹中孩子踢得甚是凶猛，仿佛要将肚子踢出一个洞来。怕吵着何淳安，李延安一直不敢翻身。身子在一个姿势上僵着，每一处关节每一块肉都酸痒难熬。到了后半夜，实在扛不住，才迷糊了过去。糊糊涂涂地做了个梦，梦见何淳安穿了一件白的纺绸对襟大褂，一路风吹杨柳似的走过来。她伸出手来抓他，抓来抓去都是空的。他仿佛变了烟变了气在她的指缝里溜过来溜过去。她一急，就醒了。一摸身边是空的，就咚地下了地，赤着脚跌跌撞撞地摸到了外屋。夜正浓，月悬在窗口，照得一屋水似的亮，青砖地上树影如鬼魅游走。她一把扯亮了灯，只见墙脚站着个人，正慌慌地端了个水杯往嘴里送水。她狼似的扑上去，狠狠地掴过一掌。那人不备，手里的杯子嚯啷一声掉了下来，白色的药丸滚了一地。

这一掌掴得过于凶猛，她身子一歪，就麻袋似的跌坐在地上。胳膊闪了，顿时肿成一个肉球，疼得满眼是泪。他过来扶，她捂着胳膊，却朝他猛踹了一脚。他一个趔趄，撞到了脸盆架。脸盆翻落下来，一路嘤嗡地滚到墙边，才咣的一声停了下来。宿舍楼道的灯啪啪地亮了起来，有人开窗探看。他急急地捂了她的嘴，半架半搡地扶着她回到了床上。

明日请看：李延安曾是何淳安心头的一盏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