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说过，我从小接受“新学”培养，没有上过私塾，连最普通的《三字经》、《百家姓》也没念过，是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基本训练的知识分子，所以后来补课，除了补社会学基础课之外，也要补一补中国传统文化课，于是就找了陈寅恪、钱穆、梁潄溟三位国学大师的著作来读。真是开卷有益，读他们的书很有收获，不仅加深了我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解，还加深了我对中西文化比较的研究。

以上三位先生都已作古，对于他们，应该说我心仪已久。抗战时期，陈寅恪先生在西南联大任教，我也在那里教书，可以说是同事，但是一直没有什么交往。虽然没有交往，我却知道他是位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称得上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而且生性耿直、坦荡，很有点旧知识分子那股“士可杀不可辱”的劲头。不幸的是，陈寅恪先生没能熬过“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钱穆先生和我的关系说来倒有趣。他是我故乡邻县无锡人，1895年出生，长我5岁，他是苏州草桥中学的毕业生。草桥中学和我们家似乎有点缘分，我父亲曾经在那里教过书，大哥、二哥在那里读过书。钱穆先生后来先后在燕京、清华、西南联大任教，在这段时间里，我也正在这三个地方，但是我们两人一直没有碰头，好像被一层什么东西隔开了，相互间有距离。他没有进入潘光旦或吴文藻的圈子。

一直到进入了21世纪我退休了，为了补课我才细细地读他的书，越读越觉得他同我近了，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比如我觉得在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上，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说法。读了钱穆先生的书以后，发现他是个热衷于“天人合一”的历史学家，据说他在去世前曾对夫人说，他对“天人合一”有了新的体会。可惜没来得及把这个体会写下来。然而，读了钱穆先生的书，仅从他所强调的，从“天”“人”关系的认识上去思考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这一观点，就使我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

这次也补读了梁潄溟先生的书。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就读过他的书，但是没有全部读懂，所以对我早年的影响不大。1945年我参加民主同盟的时候，梁先生是民盟的秘书长，但是我们接触不多，没什么私交。

据说，梁先生去世前，有人问先生：在民主党派人士中，对谁的印象最好？他随口答道：费孝通。费孝通这个人样样通，近年来深入农村工矿，使他更通了。他的名字里就有一个“通”字嘛。他还对另一位访问他的人说：费孝通是走江南谈江南，走江北谈江北，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也能如此。我听说以后心里想，他这样讲，也许是因为我跟他有某些相通的地方吧。

这次再读梁先生的书，发现有两条我同梁先生连接上了，一条是对社区的研究，另一条是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反对全盘西化，主张不能脱离中国文化来谈文化的变迁；提倡从传统的基础出发，改造一些不合时宜的传统做法来适应新的时代潮流。总的讲都不是“革命”的，是主张在承认传统的基础上，逐步的，不是激烈的变革。可以说是“改良主义”吧，但是这个词不好听。

当今世界的局势，要求中国文化能够迅速适应发生着的急剧变化；与此同时，西方文化也同样应该要适应这个变化的局面，大家互相“适应”。这叫“磨合主义”，东西方文化要互相磨合，共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文化。这是我的主张。

全文完明日请看《卖官鬻爵第一人———马德写真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