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叶剑英当翻译

王光美：1946年3月4日，周恩来同志和马歇尔将军来北平视察，叶剑英同志去机场迎接。国民党方面去机场迎接的是李宗仁先生。为叶剑英同志当翻译的是黄华同志，他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处长。那天我也去了，是叶剑英同志叫我去的。那天是我第一次见周恩来同志，唯一一次见马歇尔。

李宗仁有段时间常到我家来，认识我。在机场，李宗仁见到我和叶剑英等中共要员在一起，有些吃惊。在机场里换车的时候，他拉我上了他的车。他倒没有直接问我怎么站在共产党一边，只是试探地问：“你还去美国留学吗？”我也就敷衍了一句：“以后再说吧！”

这天以后，我就主要给叶剑英同志当翻译了。当时广东东江纵队把叶剑英同志的女儿叶楚梅送到北平来了。叶剑英同志把她交给我，让我帮着照看。楚梅就跟我住在一个房间里。她当时十四五岁，还是个小姑娘，穿着南方那种半截裤，光着脚丫，很可爱。楚梅后来同邹家华同志结婚了。

刘源：“文化大革命”中，楚梅和我姐姐平平关在同一间牢房里，就两个人。一开始她们互不认识，又都想知道对方是谁，就互相猜。楚梅老拐着弯问平平家里的情况，平平不说。平平也变着法儿问楚梅家里的情况，楚梅也不说。楚梅慢慢地猜出了平平的身份，就对平平说：“我认识你妈妈。在军调部的时候，你妈妈带我，我跟她住一个屋。”这样她俩就说开了。楚梅还说：“那时我爸爸很喜欢你妈妈，想娶她，当我的后妈。但你妈妈是洋学生，看不上我爸爸，嫌他土。”关楚梅和平平的那个监狱叫少年管教所，可实际上也关大人。“文革”中什么都乱了。楚梅的爱人邹家华、哥哥叶选平也关在那里。楚梅想看看他们俩。等男犯放风的时候，她就扒着窗户往外看，可窗户太高，够不着，平平就让她踩在自己身上，结果还真看见了邹家华。楚梅一下子就哭了。楚梅和平平关在一起差不多一年。

王光美：我在军调部的那些日子里，几乎天天有会议，有翻译任务。在工作中，我接触到了叶剑英、李克农、罗瑞卿同志等领导干部。他们那种一心为革命、为人民的崇高精神，和勤奋扎实的工作作风，令我非常钦佩，给了我深深的教育。

黄峥：北平地下党组织挑选您为中共代表团当翻译，除了您英语好以外，恐怕主要是因为您和您家同共产党的关系。听说您家早就同共产党有很深的关系，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家庭的情况吗？

王光美：我们家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我的父亲叫王治昌，号槐青，早年公派出国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法律和商科。当时他是个穷学生，上大学的同时，在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的英文班教课，打工挣学费，半工半读。那时廖仲恺先生也在早稻田大学上学，和我父亲同学。他俩很要好，结为把兄弟。我记得我们家的堂屋里，好多年都放着一张合影照片：两个大人中间站着一个小孩。两个大人就是我父亲和廖仲恺先生，中间的小孩就是廖仲恺先生的幼子廖承志。我父亲回国后，先在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大学教书，接着到河南焦作煤矿工作。后来，他从焦作煤矿进入民国北京政府的农商部，起先是个小官，当过参事、商品陈列所所长，算是七品小京官、技术官僚，逐步升任为农商部工商司司长，并代理过农商总长。他曾以公使的身份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一次是1919年举行的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德和约的巴黎和会；还有一次是1921年举行的讨论裁减海军和太平洋问题的华盛顿九国会议。

1925年8月，廖仲恺先生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我父亲十分震惊，愤而退出北京政府，从此不再做官。无论是蒋介石军队“北伐”占领北京，还是日本侵略军攻占华北，都有人来拉拢他。我父亲不为所动，保持了民族气节。其实那时家里经济比较困难，靠出租房子生活。从我上辅仁大学以后，我的几个妹妹，都没上过什么正规大学。

明日请看：我家同共产党的关系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