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

儿子出生以前，朋友们经常在一起开玩笑，让我们生四个孩子。老大叫傅翁，老二叫傅豪，老三叫傅农，老四呢，得生一个女孩，叫傅婆。

1991年2月7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我们的儿子出生了，哭声嘹亮，医生在“新生儿健康状况”这项给他打了满分。

那天正是中国传统的“小年”，院里院外鞭炮声不断。儿子耳朵很灵，炮一响他就顺声扭过头去，我们便给他取了个小名“聪聪”。彪子一直叫他聪儿。

儿子的大名是彪子起的———傅子恩。他说傅子恩，父子的恩情比海深。我心里不平衡，合着跟我没什么关系，全是你们爷儿俩的事。彪子说，那叫“傅母子恩”得了。

儿子上小学那六年，我快快乐乐地做着陪读。太阳出来了，送儿子去上学；太阳落山了，接儿子回家。陪他读a、o、e，给他默写A、B、C，……仿佛重新回到少年时代。

儿子升初中了，我们终于决定放他“单飞”，把他送到一所管理很严格的寄宿学校———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每周回家一次。

儿子刚住校的那几天，我简直不敢一个人在家，像是出现了幻觉般，耳边总是响起“妈妈，妈妈”的叫声。扭过脸来，他仿佛就在床边，转回头去，他仿佛又在门前……无所适从，心烦意乱。

到了晚上，我就会想：儿子在学校吃饭习惯吗？和同学能不能团结？夜里会不会蹬掀了被子……

儿子的日子也不好过：想家。

第一个星期回家，要和我一起睡。他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已经很少提出这个要求了。

晚上，他的一双小手把我搂着紧紧的，眼里噙着泪。

儿子很懂事，从来不说“我不去”。但回到家总是眼泪汪汪，话变得很少。

星期天下午是儿子返校的时间。吃完午饭，儿子望着墙上的钟对我说：“妈妈，我还能在家呆四个小时。”

我的心一阵发酸。但我理智地一想，当初决定送孩子去寄宿学校，就是为了锻炼他的自理能力，学会与同龄人好好相处，可不能半路就打退堂鼓啊。于是我咬着牙，没有表态。

一个小时后，他又看看钟：“妈妈，我还能在家呆三个小时。”

“妈妈，我还能呆两个小时。”

“妈妈，我还能呆一个小时。”

“妈妈，咱们得走了。”

路上，他不再说话，小脸儿一直朝着窗外，任我和彪子怎么逗他，也不做声。

进了校门，他头也不回就走了。

我已经“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看得出彪子心情也有些沉重。

我的情绪让彪子很不放心，他每天赶回家想方设法地逗我。

“哎，我说，干脆把咱家那辆大车开到学校门口去，咱俩就住在里头。等下课了，咱就顺着那梯子往上爬，爬到车顶上。就算咱们找不着儿子，儿子也准能看见咱们。”他叉着腰，作出一副站在车顶上东张西望的怪样子。

见我瞪了他一眼，他又说：“要不这样，咱就拿着个大喇叭，像《有话好好说》里老谋子喊‘安红’那样，在楼下喊：‘傅子恩———饿像你！’”

他扯着脖子喊，声音拖得长长的，故意把“我”念成“饿”，“想”念成“像”。

我“扑哧”乐出了声儿：“疯子！”

“反正已经‘疯’了一个，一块儿疯呗。”

看着他那大男孩儿般的调皮样儿，还能有什么烦恼呢。明日请看：隔辈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