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同共产党的关系源远流长

王光美：我父亲的第一个夫人是家里包办的，生下我大哥光德后不久就去世了。我父亲的第二个夫人，是他在日本留学时房东的女儿，姓赵，就是我二哥光琦、三哥光超的母亲。她家是华侨。赵氏母亲去世后，我父亲和我母亲董洁如结婚。

我父亲从日本回国后，在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大学教书。我母亲董洁如在这个学校上学，算是我父亲的学生。董家是天津比较有名的大家，盐商。一开始我父亲来提亲时，我外公外婆还不同意，理由是师生不同辈。但我母亲本人同意。可能他们在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大学时就互相有好感。这个时候我父亲已经到北京做官。他雇了一辆马车，把我母亲从天津接到北京，在六国饭店请一些亲友吃了一顿饭，就正式结婚了。他们婚后住在绒线胡同。那时我父亲做的官不大，后来越做越大，才在旧刑部街买了房子。

我母亲董洁如（字澄甫），年轻时很有反封建的斗争精神。当时女子都要裹脚，但我母亲不干，所以她是“解放脚”。她还坚决要求上学读书，一直上到了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校。我母亲是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的第一期学生，和刘清扬同班。刘清扬是周恩来同志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后来邓颖超同志也是上的这个学校。

我母亲有三位亲属和李大钊同时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并于1927年4月、11月被反动派杀害。多年以来我一直没有机会弄清楚我母亲的这“三位亲属”是谁？直到前几年，经过我六哥光英多方查找，才了解到这“三位亲属”的名字：一位叫董季皋，是我母亲的叔叔、中共顺直省委军运负责人；一位叫安幸生，是我母亲的姐姐董恂如的丈夫、中共顺直省委委员；还有一位叫王荷生，同我母亲有亲戚关系，被捕时是顺直省委书记。

1937年光杰在天津开设党的秘密电台，我的一位亲舅舅董权甫给了很大帮助。我的这位舅舅是学纺织的，当时是一家纺织厂的工程师。光杰的电台在白色恐怖环境下一直没有被敌人破坏，同他有这个舅舅作掩护是分不开的。

我们家在北平的地址是西单旧刑部街32号。原来28、30、32号都是我们家的，后来家里经济拮据，就只留了32号，28、30号都出租了。解放战争时期，北平的地下党活动很困难。那时我的妹妹王光和在崔月犁同志领导下工作。有一位地下党的干部叫宋汝棼，当时处境比较危险，光和就主动向崔月犁同志提出让他住到我们家去。宋汝棼同志在我们家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父母亲心里都知道他是共产党员，默默地掩护他。我父亲有时候到宋汝棼同志的房间里坐一坐，同他聊聊形势。为了防止意外，宋汝棼同志多次把一些党的书报杂志、文件交给我母亲保管。我母亲总是十分小心地把它们收好藏起来，有时把文件放在装饼干的大铁盒里，埋在地下，从没有出过差错。宋汝棼同志前几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他曾经回忆在我们家受到掩护的情景，说：“日久见人心，危急关头，是真正考验人的时候。而老头、老太太全力以赴。所以到这时，又由革命关系，再进一步发展为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关系了。”

确实，从头说起来，我们家同共产党的关系，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在这样的家庭里，光超、光杰、我和光和、光平能在解放前就参加革命，同父母亲的开明态度是分不开的。

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我们进北平不久，我生了女儿平平。可我还要工作呀，就把平平交给我母亲带。当时好象宋汝棼同志的孩子也放在我母亲那里。没多久光中也生孩子了，取名叫姗姗，姗姗来迟的意思，也要让母亲带。那时南方几个省还没有解放，大批干部和部队南下作战。一些南下干部纷纷把孩子往我家送。就这样我母亲在家里办了个托婴所，专门收留共产党特别是解放军女干部生的婴儿，后来正式取名叫“洁如托儿所”。旧刑部街我们家的房子是三进院落，前面是一个扁院，后面是两个正方院，大约有几十间房子，托儿所占了相当一部分。我母亲很会带孩子，又有些新知识，那时儿童医院还有人来当义务医疗员，所以孩子们在这里都得到很好的照顾。

明日请看：大哥和二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