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奇提出看望我父母

黄峥：天津解放后，接管政权很顺利，但经济形势不好。新接收来的国营企业一时难于正常生产，私营企业普遍关门，开工的不足3成，大批工人失业，上百万人生活没有着落。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资本家怕共产党清算他们，因而消极生产，甚至准备携款外逃。工人、店员误以为共产党来了可以像农村土改那样分厂分店。党的干部则怕犯右的错误，不敢、也不会同资本家打交道，对工人的过高要求也不去做工作。同北平相比，天津的问题比较突出。

王光美：北平是和平解放的，没有遭到战争破坏，但北平是一座消费城市，长期处在国民党政府和日伪的统治下，经济早已是烂摊子。天津是1949年1月15日在平津战役快结束的时候，由人民解放军打下来的。它和北平不一样，工商业比较集中，本来应该在经济上搞得好一些，但实际上没有做到。当时主持中共华北局工作的薄一波同志为此非常焦急，两次给中央写报告，希望中央重视，帮助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和毛主席派少奇同志去天津调查，解决问题。

少奇的组织观念是很强的。北平和天津都归华北局管，所以少奇在去天津之前，特意到华北局向薄一波同志通气。那天是我陪他去的。当时中央机关在香山，华北局已经在城里，我记得是在后圆恩寺的一所挺漂亮的房子里，院内有小喷泉，据说曾经是蒋介石的官邸。少奇一见薄一波同志就说：“一波，我来向你报到。”薄一波同志回答说：“你是中央领导同志，该上哪就上哪，何必特意来告诉我。”少奇严肃地说，按照组织原则，应该这样做。他还交待说：“我在天津的活动，均请天津市委报告你，由你转报毛主席。”薄老在他写的书里回忆过这件事。

有一次在香山，少奇对我说过一句：“光美，什么时候去你们家看看。”当时我心想：你那么忙，领导人的行动还要保密，不知哪天才能真的上门？正好这次进城去华北局，少奇就提出顺便到我家看望我的父母。我赶紧打电话告诉了家里。

我和少奇在西柏坡结婚以后，我曾经托外事局王朴、新华社范长江两同志给我家带过信。信上我讲得很简单，说我已经结婚了，但没说对方具体是谁，只说是一位布尔什维克，还说过春节我有可能回家。王朴的信是带到了，范长江的没带到。可能因为范长江同志是搞新闻、报纸工作的，特别忙，就把带信这事忘了。后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抄家、查黑材料，才发现我托他带的信还在他的日记本里夹着呢！

北平解放前夕，叶剑英同志被任命为军管会主任兼市长。进城前他主动问我：“你有什么话要带吗？我可能会去你家。”我说：“不用，我都挺好。但是，如果你要了解什么情况，你可以找我家的人，我妹妹她们都是共产党员。”我就把我家里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叶剑英同志进北平以后，还真的亲自给我家打了电话，告诉家里我已经和刘少奇同志结婚了，快要回家了。叶剑英同志是广东口音，不容易听懂，我父母只听了个大慨，具体怎么回事没搞清楚。他们对共产党领导人了解很少，只听说过毛泽东、朱德，不知道刘少奇是什么人。我父亲连忙跑到西单商场书摊，找到一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日文小册子。上面介绍刘少奇是湖南人，外号“小诸葛”。这大慨就是我父母对少奇的全部了解了。

家里接到我的电话，听说少奇要来，还有点紧张。他们虽然不了解少奇在党内具体是什么职务、什么地位，但已经看出是党中央的一位领导人，因而十分重视这次接待。他们听说少奇是湖南人，特地去西单的湖南风味饭馆曲园酒楼订了一桌菜，款待客人。我父亲穿上了对贵客表示尊重的长袍礼服。我六哥光英本来是在天津经营近代化学厂，回北平过春节，但春节过后天津战事还没有结束，铁路不通，就把他堵在了北平，这时就正好也在家里。这天光英也穿了一套笔挺的西服。我后来知道，他还琢磨了半天，特地到西单商场买了一条围巾，准备作为礼物送给少奇。

明日请看：少奇第一次上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