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勇　朱玲俐（湖北日报教科文部 430077）

去年我国电视剧产量到已经达到1.2万集，其中历史题材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以中国封建社会生活为内容和历史背景的电视剧又占了大多数。纵观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有不少以其通俗性、生动性和历史感深得观众好评，但也有一些作品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成为观众和文艺理论界谈论的热点。

总体来看，这些历史题材影视剧可分为两种类型：“正剧”和 “戏说”。往往一部历史“正剧”引发的争议要比一部号称是“戏说” 的历史电视剧多得多。其实引发所有争论的症结就在于影视工作者、历史学家和观众对历史“正剧”的不同理解和解释上，即使在历史学家内部也有两派不同的言论。

　　今年年初，电视剧《汉武大帝》在央视热播就引发了这样的争议。“《汉武大帝》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正剧，但它不是历史教科书”——导演胡玫对于该剧在观众和史学界引发的争论是这样回应的。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长篇巨著《曾国藩》，到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和《康熙王朝》，一直到《走向共和》，再到现在的《汉武大帝》，历史正剧一出，第一关难逃的就是历史专家学者的火眼金睛。在很多影视编导看来，专家们是在吹毛求疵，而在学术一向非常严谨的专家们看来，历史正剧中出现的任何一点问题尤其是关系到误导观众的错误都是不可原谅的。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历史剧改编能不能违背历史真实？历史剧作家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才能张开虚构的翅膀飞翔。艺术真实应是历史真实和文学虚构融为一体的真实，中间经过表演、音乐、舞美、灯光、服饰等手段的融入，使艺术真实比历史真实成为更高氛围的真实。文学虚构是艺术真实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要认识到没有历史根据的虚构就脱离了历史剧的轨道，反之，没有文学虚构的历史就谈不上是文艺作品，它们应当是“史诗的客观原则和抒情诗的主观原则这二者的统一”（黑格尔《美学》第3卷）。历史剧主要有两种真实，一种是历史真实，一种是艺术真实。历史真实应包括历史记载的真实、或历史大框架的真实、或历史大背景的真实、或历史发展趋势的真实，甚至是在特定条件下历史可能性的真实。原广东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张木桂说：“所谓历史正剧也并不是说完全要照搬历史，它是相对于‘戏说’历史剧的，相对是要比较严肃点，如果全部按照历史改编，那就没人看了。”

合理想象不“越位”

　　鲁迅倡导文艺家不一定写生活里真实发生的事，但一定要写生活里可能发生的事，这个标准可以应用到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创作中。历史剧的合理想象是必不可少的。现在的一些历史剧由于缺少合理的想象，也就缺少“史味”、“史趣”，艺术吸引力和感染力也就减弱了。《汉武大帝》中安排了武帝的两个姐姐都被送去和亲，其中一个叫南宫公主，刘彻在她被送走时一直追赶到鞋子都跑掉了。事实上，汉朝从未送过一个真公主去和亲，全是用宫女或宗室女子顶替的。电视剧中这么安排，是想表明武帝攻打匈奴也有童年阴影的关系。

　　史书只记载大事，而电视剧需要展开的细节，必须根据人物个性来推衍。《汉武大帝》中有些细节编造得还是很合理的。剧中有这样一段，窦婴在关键时说自己有景帝颁的免死诏，但武帝去尚书房查找发现密诏已失踪（汉代的诏书像虎符一样分为两份）。窦婴有丰富的政治经验，知道“矫诏”是灭门之罪，但历史上对诏书为何失踪是个悬疑，电视剧中设计为王太后和田(虫+分)盗走诏书，是非常合理的。

野史和传说入戏

　　历史题材影视剧应有对野史和民间传说的包容和运用。正史与野史相比，当然正史要相对真实。但是作家为了达到自己的创作意图，即使正史没有记载的事件，也可以从野史中获取素材。姚雪垠的历史小说《李自成》，就描写了李自成到谷城会见另一位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的故事。作家的目的是要表现李自成全军覆灭后仍然想方设法推动时局的发展，并从中展示李、张对当时形势的观察和判断，以及二人水平的差别。于是作家便采自野史绘声绘色地描写正史不曾发生的“双雄会”，让读者感知这“二虎”谁能最终夺取天下，同样达到了“历史真实”的效果。大凡在历史剧中，使观众动容并为之震撼之处，常常不在历史真实的自身，而在艺术真实的呈现。

尊重历史超越历史

　　从古今历史剧的创作实践来看，非严格意义的历史剧占绝大多数，可见历史剧中历史和戏剧的关系应以戏剧化而非历史化为主。史学家和戏剧家的区别在于，史学家把历史当作追求的目标，而戏剧家则把历史当作表现的手段。任何一部历史剧，一旦进入当代剧作家的创作视野，势必受到当代意识的观照，甚至是重塑。历史剧作家是当代人，他们只能以当代的思想来感悟历史，以当代的意识来透视历史，因此，对于历史剧作家来说，越是具有当代的思想高度，才能越体认出历史的深度；越是开掘出历史的深度，才能具有时代的高度。历史题材的正剧，是一个历史公众化的过程，其中出现的问题，应该借鉴西方影视史学的方法论，把疑问和批评当作一个课题来研究，以此引导历史题材正剧的创作。

（编辑：徐蟾桂）#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