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记者张庆通讯员段砚

■时间：2005年6月5日、2006年4月4日

■地点：汉口民众乐园、电话、邮件交流

■口述：张弛

■性别：男

■年龄：33岁

■学历：研究生

■职业：音乐研究

和很多读者一样，我关于张弛的记忆，要追随到最青涩的中学时代。在那些日子里，无意中从电波里听到了张弛主持的《关不掉的收音机》，他那具穿透力的磁性嗓音和对音乐的敏锐感受，令人不知不觉间缓解了纷乱茫然的情绪，让单调的校园生活有了些微的诗意。

于是，从中学听到大学，一路断断续续地追随他的声音，成长。直到2001年8月底，张弛离开电台，远赴英国求学。此后，很少有张弛的消息。

2005年6月3日，我到一所外语培训学校办事，看到校门口贴有一张题为《我在非洲做志愿者》的讲座海报，演讲者是“原楚天广播电台著名DJ张弛”。

“张弛不是在英国吗？”我好奇地走了进去。张弛穿短袖T恤，长发，有一张并不英俊、但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脸。从他的演讲中，得知他已于2002年获得英国利物浦大学流行音乐管理硕士学位；2003年，赴非洲加纳做了半年义工；现在的身份是，香港中文大学流行音乐研究助理，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处项目官员……

想起从前在节目里，张弛天天与听众共勉的话：“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穷人家的孩子，我们必须勤奋，必须挣扎，必须浪漫，必须幸福。”这些年，他已经做到了。

讲座结束后，和张弛约了此次采访。上个周末，到张弛的论坛“潜水”，记起4月8日是《关不掉的收音机》12周岁生日。虽然这个节目早已不存在了，但很多人心里仍旧留着它的位置。今天，在这个早春时节，就让我们沏一杯春茶，一起回忆一个与青春相关的声音吧。

时势造英雄

记得张弛在讲座的开始，介绍自己说：“我叫张武宜，这是本名，张弛是我过去做DJ时用过的名字，不能代表现在的我。”讲座结束，有听众要签名，他大笔一挥写下“张武宜”三个字递过去，那人不依，说：“能不能签‘张弛’？”他有些尴尬地笑笑，边添上那两字，边解释：“张弛已经是过去时了。”

后来与他聊天，还是习惯称他“张弛”，他再次微笑摇头，强调：“‘张弛’只是一个过去时。”

“但是，人或多或少总会被过去影响，何况你的过去那么与众不同？”我固执地引导他。他有稍稍地犹豫，但我知道他不会拒绝回忆。

我是2001年8月31日离开电台的，因为到英国留学。其实，在进电台之前，我就有过出国的想法，只是没料到，自己会一发不可收拾地做了9年DJ。应该说，这9年，我工作得非常放肆，也玩够了。

“我说的这种‘放肆’是一个褒义词。”张弛解释性地抬头看我，我点头：“很多人都见证了。”

我从小心野，好奇心也强，喜欢新鲜的东西。最终选择离开，是为了去另一种环境中，重新审视自己。而且，那时候，我已经快30岁了，我一直认为男人不应该总在舞台上跳来跳去，觉得自己应该冷静下来去做一些更男性的事。

也有人问我，你当了这么多年受人追捧的主持人，放弃不可惜？我只想说，时势造英雄。如果重新来过，我很难做到当年那个位置。《关不掉的收音机》很火的时候，资讯、娱乐远不及今天这样发达，是武汉高校云集的文化氛围，注定了当年电台流行音乐的受欢迎度。

穷并快乐着

在英国，我读的是利物浦大学音乐工业方向工商管理硕士（MBAInMusicIndustries），当时全世界只有这一个学校提供这个专业，现在他们也取消招生了。很幸运，我赶上了末班车。毕业后，我申请去非洲加纳，做了半年义工。

这里，还得插说一段，去加纳之前，我通过互联网认识了香港中文大学冯应谦博士，他也是一个喜欢流行音乐的人。我们因此保持着联络。2003年，我回国的时候，一贫如洗，他刚好得到了香港特区政府的一笔研究基金，便邀请我做他的研究助理，采访传媒、唱片以及娱乐产业的经营者，进行华语唱片工业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这是我如今在国内做的主要工作之一，它让我的人生有了一个全新的开始，同时，也让我在经济上喘过气来。

张弛轻描淡写地告诉我，关于留学生活的细节，以及他这些年确实不能用寻常来概括的经历，我忍不住问他：“在国外，你吃的最大的苦是什么？”

他坦言：“没有钱，加上学业上的压力。”

我去英国的全部费用，是找银行借的15万元贷款。交完学费，日子就非常拮据了。以前在国内，出门办事是很难想到要步行的。在英国，为了节省钱，我常常会以步代车。

我的英文底子到了国外也很不够用，而且我念的专业很少有中国学者涉足，同学中也没有会说中国话的，我几乎找不到中文版的资料和可以对话的人，一开始那种压力可想而知。但是，总的来讲，在国外的生活，快乐多于其他。大量的阅读，交朋友，还有异乡的那些街道，房子，酒吧，甜食，咖啡店靠窗的静静的桌子，擦肩而过的优雅傲慢的人，让你很快就能沉迷在独自一个人面对世界的乐趣里面。有时候，遇到来自富裕家庭的同学邀请上好的餐馆或买名牌，我会直接告诉他，我没有钱，很坦荡，也很开心。

到了非洲，我先是在加纳的一个乡村小学教地理，后来在加纳第二大城市库马西教中学常识，又结识了很多新朋友，视野更加开阔起来。当然，因为是去做义工，一切都得自费，我过去在《关不掉的收音机》的同事万借了我4000美元，否则，我去不了非洲。所以，我总说自己很幸运，在人生的每个节骨眼上都有人帮了我一把。

一切皆有可能

我问张弛这些年他身上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在生活上更勇于放弃和尝试。”他说。

在外面看的东西越多，就越不想局限自身。我喜欢变化，就像当年离开电台去国外读书一样，2004年，在香港做研究之余，我通过向联合国艾滋病工作规划署申请，得到了担任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处项目官员的兼职工作。我的主要项目是制作和主持以预防艾滋病为主题的电台节目，并将它普及到河南和陕西。

因为工作需要，我搬到了北京。我与在英国留学时的同学合组了一家艺人管理公司，目前基本上已经拿到了Westlife（西城男孩）亚洲的商务开发代理权，将去英国给他们拍摄一些专门为中国歌迷的宣传照片和VCR，所以会非常忙碌。也有打算，2006年重返校园。

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自己将来是会继续做音乐传媒相关的工作，还是能当一个学者，生活对我最大的吸引就是“一切皆有可能”。现在，我每个月还要还3000元的银行贷款，我自认为不是一个为钱工作的人，我把现在所做的一切，视作一个学习和享受的过程。

一个已过30岁的男人，从事过感性和理性的许多工作，常穿梭于亚、非、欧三大洲，有一把磁性迷人的声音，推崇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这样的人，对爱情一定也有着独特的品位吧？

“能说说你对爱情的观点吗？”采访接近尾声时，我问张弛。

“我在这方面很乏味。”他回答得非常流利。

也许是我太爱自己了吧，一直都很享受这种单身的状态。总觉得现在很多人都太缺少对爱情的忠贞，太多世俗的影响，让你总是去想很多东西。我向往的是那种干净透明的爱情，两情相悦，彼此尊重。

相应的，人的工作和生活态度也应该如此。一旦认定就认认真真去对待，投入百分之百的热情。否则，就不要盲目触及，疲于应付。

后记

自那次采访后，张弛又开始满地球的转悠。此后与他的联系，仅限于电话和邮件。4月4日，张弛结束穿越直布罗陀海峡之旅，回到武汉。不久，他将赴香港中文大学攻读视觉文化专业的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