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一书展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几位著名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和实践,他们是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罗家伦、任鸿隽和胡先马肃。他们将西方科学精神和教育理念引入中国,对北大、清华、中大、浙大等著名高校的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本报今起选载其中几位校长的学习经历与教育实践,以飨广大读者。
在北京大学的历任校长中,蒋梦麟是在职时间较长的一个。关于他的贡献,傅斯年曾有这样的评断:蒋梦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不如胡适,但办事却比他们高明。对于傅斯年的看法,蒋先生是认可的,但同时他又开玩笑地说:“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蒋梦麟为什么会成为他所谓的北大“功狗”,其实也是北大功臣呢?这与他的早年经历、教育思想和在北大的所作所为有关。
蒋梦麟字兆贤,号孟邻,1886年1月20日生于浙江余姚蒋村。出生时他父亲梦见一只熊来到他家,便给他起名梦熊。后来他在浙江高等学堂闹学潮,被列入黑名单,才改名梦麟。
蒋梦麟的祖父在上海开过钱庄,是个比较成功的商人。他的父亲是当地绅士,喜欢发明创造,曾经仿照西洋模式盖过一座洋楼,还造过一艘轮船。楼是盖成了,但轮船却因知识浅薄而失败。因此,他“一心一意要让他的儿子受现代教育,希望他们将来能有一天学会洋人制造神奇东西的‘秘诀’”。
蒋梦麟5岁多就进了私塾,由于痛恨那种死板的读书生活,曾经逃学回家,并发誓要杀了先生,烧毁私塾。对于小孩子的这种恶作剧,他的继母和先生都没有当真。
尽管没有挨打,但蒋梦麟还是回到私塾,继续那苦不堪言的读书生活。他说:“在最初几年,家塾生活对我而言简直像监狱,唯一的区别是:真正监狱里的犯人没有希望,而家塾的学生们都有着前程无限的憧憬。所有的学者名流,达官贵人不是都经过寒窗苦读的煎熬吗?”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忍受监狱似的煎熬。他还说,如果没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名言警句的激励,他早就跑到上海经商去了。因此他认为:“理想、希望和意志可以说是决定一生荣枯的最重要因素。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
据蒋梦麟说,他的童年教育有三个来源:一是念古书,二是听故事,三是观察大自然。这些经历养成了他的观察力、好奇心和理解力,再加上他喜欢思考、讨厌死记硬背,才有后来的成就。12岁以后,蒋梦麟先后在绍兴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浙江高等学堂求学,并于18岁考中秀才。在绍兴中西学堂时,蔡元培正好是那里的“监督”(相当于校长)。没想到十几年以后,他居然会协助蔡元培主持北大。
南洋公学对蒋梦麟的影响也很大。
南洋公学是交通大学的前身,开办时采纳了美国传教士福开森的意见,一方面实行斯宾塞倡导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原则,一方面开设中学、西学课程。中学课程以四书和宋明理学为主,西学则包括西方的历史文化和新兴科学知识。蒋梦麟在这所学校不仅认识到研究学问必须有强健的体魄,还开始对中外道德进行比较研究。他说:“每当发现对某些问题的中西见解非常相似,甚至完全相同时,我总有难以形容的喜悦。如果中西贤哲都持同一见解,那么照着做自然就不会错。当发现歧见时,就加以研究。”他还说,通过比较研究,他开始学会思考,学会用自己的理智来判断是非,这样一来,传统信仰就再也不能左右他的思想行为了。他说这是自己“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像是脱下一身紧绷绷的衫裤那样舒服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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