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留学归来，遇到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倡导职业教育是当时很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面对这一思潮，蒋梦麟非常冷静。他认为职业教育固然需要，但如果以为除了职业教育之外就没有其他教育，或者说所谓教育就是职业教育，那就大错特错了。

为了纠正这种错误认识，他写了《教育与职业》、《职业教育与自动主义》等文章。他指出：教育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国家有问题，故有国家教育。社会有问题，故有社会教育。个人有问题，故有个人教育。职业有问题，故有职业教育”。如果有关问题不能解决，那就是教育的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职业教育，不过是教人“操一技之长而藉以求适当之生活也”。但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在职业问题之外还有许多问题，它最终还需要通过文化教育来解决，这就是普通学校应该承担的功能。因此职业教育并不是教育的全部，而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他认为，“学校非专为职业而设，举学校而尽讲职业教育，则偏矣”。

对于这个问题，蔡元培也多有提醒。比如1920年10月，蔡先生应《法政学报》的邀请，为该学报创刊一周年致词时说：“从前法政大学，大抵都是用一种官僚教育、职业教育。他们的旨趣，就是要学生不请假、把讲义背得熟，分数考得好，毕业后可以谋生便罢了。”这种“职业学校，是专为毕业以后得饭碗的，确无研究学理之必要。如今你们办《法政学报》至少有三个好处：第一，可以提高学生研究学理的兴趣；第二，可以引发学生求新的思想；第三，可以使学生养成“非自利的公德心”。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摆脱“职业教育的恶习”。蔡元培随后赴欧洲考察，途经新加坡参观一所中学时，又做了题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讲演。他说，职业教育好比房屋，普通教育好比地基，倘若等到高屋建成，才发现地基不稳，就来不及了。他认为，普通教育的宗旨，并不仅仅是让学生变得“有用”，而是要让他们“（一）养成健全的人格，（二）发展共和的精神”。由此可见，蒋梦麟和蔡元培对教育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

另外，蒋梦麟还把职业界分为“自动的”和“机械的”两种人才。前者具有远大的目光，进取的精神和“事事图改良，著著求进步”的作风；后者则是只“具一艺之长，精部分之事。人先提倡，我能随之”的人。他提出高等专门学校要培养自动人才，使之成为工业社会的领袖，中等职业学校则应该培养机械人才，为工业社会培养优秀工人。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时，蒋梦麟还在上海，陪同他的老师杜威进行访问。“五四”之后，蔡元培因发生如此大事，悄然离开北大，委托蒋梦麟主持北大校务。当时蔡先生对他说：大学生是有自治能力的，你可以代表我到学校执行校务。我把一切权力交给你，但是责任由我来负。蔡元培还嘱咐说：“自今以后，须负极重大之责任，使大学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

与此同时，蔡元培对于学生在运动以后的状态忧心忡忡。蒋梦麟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写道：“他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中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这就是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

蒋梦麟接受蔡元培委托后，北大学生会负责人段锡朋、张国焘等人曾拜访过他。据张国焘回忆：“我到达上海后,和段锡朋等到江苏教育会去访问住在那里的蒋梦麟先生，向他表示我们代表北大同学欢迎他去北大代理校长的职务。于是蒋先生也即到达北大，代理校长，肩负起这一艰巨的任务。”不久，蒋梦麟与张国焘等人一同乘火车到达北京。

明日请看：主持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