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北大时，蒋梦麟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评价这场举世闻名、影响深远的学生运动。

7月22日，北大学生集会欢迎蒋梦麟。因为蒋梦麟深知蔡元培“‘为学问而学问’的信仰，植根于对古希腊文化的透彻了解，这种信仰与中国‘学以致用’的思想适成强烈的对照”，因此他在即席讲中介绍了蔡元培的近况后，又说：蔡先生的美德和他集中西文化于一身精神是“怎么得来的呢？是从学问中得来的。故诸君当以学问为莫大的任务”。蒋梦麟还说，西方先进国家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是多少年来文化积累的结果。“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几”？讲话结束时，他告诫大家：“如果是今天反对这个，明天反对那个，……终不是根本办法。吾人若真要救国，先要谋文化之增进。”

1920年“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蒋梦麟与胡适共同发表《我们对学生的希望》。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就对学生运动有看法。在这篇由他起草的文章中，进一步表达了他们对学生运动的意见。

该文首先肯定了学生运动的贡献有五个方面：一是“引起学生的自动精神”；二是“引起学生对于社会国家的兴趣”；三是“引出学生的作文演说的能力、组织的能力、办事的能力”；四是“使学生增加团体生活的经验”；五是“引起许多学生求知识的欲望”。紧接着，文章分析了学生运动的起源，在指出学生运动弊病的同时，对学生们提出了若干希望。

蒋梦麟的一生，始终把教育与改变人生态度、培养合格公民联系在一起。他虽然对学潮多有批评，但还是把“五四”运动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希望以此为起点，“把中国萎靡不振的社会，糊糊涂涂的思想，畏畏缩缩的感情，都一一扫除”，使每一个都成为一个活泼泼的公民。

1919年北大发生林德扬自杀事件，“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罗家伦认为这是恶劣的社会造成的悲剧。蒋梦麟认为，除了社会之外，这也是中国人心气薄弱的表现。为此他撰文说：“中国之社会，一罪过之社会也。中国之家庭，一罪过之家庭也。以罪过之社会，建神圣之国家，犹设天堂于地狱”，因此“泛言改革政治，其效必浅。泛言改革社会，其祸必巨。欲图积极之进行，必须有一入手之的实办法。此法为何，曰建设新国家于学校之中。”

蒋梦麟第一次代理北大校务只有两个月左右。1919年9月蔡元培返回北大，聘他为教育学教授兼总务长。他说：蔡先生回来后，“北大再度改组，基础益臻健全。新设总务处，由总务长处理校中庶务。原有处室也有所调整，使成为一个系统化的有机体，教务长负责教务。校中最高立法机构是评议会，会员由教授互选；教务长、总务长，以及各院院长为当然会员。评议会有权制订各项规程，授予学位，并维持学生风纪。各行政委员会则负责行政工作。北大于是走上教授治校的道路。学生自治会受到鼓励，以实现民主精神。”可见，要“建设新国家于学校之中”，除了教育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要素之外，学生自治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明日请看：不肯回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