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肯回北大

关于学生自治，蒋梦麟说：“北大这么大的一个学校，研究学问，注重品行的件件都有，就是缺少团体的生活。所以我希望学生，一方面各谋个人的发达，一方面也须兼谋团体的发达。从前严厉办学的时代，是‘治而不自’，现在又成杜威先生所说的‘自而不治’，这都不好。我们要‘治’‘自’并重才好。”

让学生自治而不是“治自”，学校要依靠感情化导而不是严格的法纪，这是蒋梦麟办学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1920年10月，蔡元培出国考察，蒋梦麟再次代理北大校务。1923年，蔡元培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蹂躏人权而羞与为伍、愤然辞职，蒋梦麟第三次担任代理校长职务。

作为蔡元培的继承人，蒋梦麟认为北大精神既是一种公共意志，又是一种学风。但是如何建立良好的学风，让北大精神发扬光大，却不是容易的事情。

蒋梦麟在北大先后经历了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初期）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每个时期又恰好7年左右。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经费是常有的事，但是蒋梦麟说，在第一个“7年中，虽然政治上狂风暴雨迭起，北大却在有勇气、有远见的人士主持下，引满帆篷，安稳前进。图书馆的藏书大量增加，实验设备也大见改善。国际知名学者如杜威和罗素，相继应邀担任客座教授”。可见他当时多不容易。

“第一个7年”结束以后，蒋梦麟离开北大，北大进入一个相对黑暗的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梦麟曾担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第三中山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长等职。1930年底，国民政府为了振兴北大，任命蒋梦麟为北京大学校长，但是他却回了杭州。

这是为什么呢？据胡适说：“他不肯回北大，是因为那个时候北平的高等教育已差不多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他回去也无法整顿大学。北京大学本来在北伐刚完成的时期已被贬作为‘北平大学’的一个部门，到后来才恢复独立，校长是陈百年先生（大齐）。那时候，北京改成了北平，已不是向来人才集中的文化中心了，各方面的学人都纷纷南下了。一个大学教授的最高俸给还是每月300元，还比不上政府各部的一个科长。北平的国立各校无法向外延揽人才，只好请那一班留在北平的教员尽量的兼课。几位最好的教员兼课也最多。例如，温源宁先生当时就‘有身兼三主任，五教授’的流言。结果是这班教员到处兼课，往往有一个人每星期兼课到40小时的！也有排定时间表，有计划的在各校轮流辍课的！这班教员不但‘生意兴隆’，并且‘饭碗稳固’。不但外面人才不肯来同他们抢饭碗，他们还立了种种法制，保障他们自己的饭碗。例如，北京大学的评议会就曾通过一个议决案，规定‘辞退教授须经评议会通过’。在这种情形之下，梦麟迟疑不肯北来做北大校长，是我们一班朋友都能谅解的。”

关于教授的兼课问题，潘光旦在《教授待遇与今日流行之兼任讲师制》中说：“为什么大学需要专职教授呢？这是因为大学教授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还应该在日常接触中用自己的人格来影响学生。因此，大学应该是不主张教授兼课的。如果你为了多挣钱非要兼课，那就只能担任讲师。我想当年的鲁迅在教育部供职时，同时兼任大学课程，大概就是这样。”基于此，潘光旦认为：“大学教授一方面要享有较高的待遇，另一方面也必须拥有精神上的宁静。精神不宁静，其人格魅力就会大打折扣。”

明日请看：“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