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的尾巴

1965年，杨锦麟以骄人成绩考入初中。

他的母校，是与辛亥革命齐名，享誉八闽大地的双十中学。台海关系紧张的年代，学校一度更名为第八中学。所以，杨锦麟的履历表上，当时填写的也只能是第八中学。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学校重新恢复为原来的“双十”。

当年的升中考试，杨锦麟是校方争抢的优生。如果不是八中捷足先登，杨锦麟很可能被另一所名校———厦门一中挖走。之所以最终选择八中，说到底，还是为了省钱，省下一笔搭公交车的钱，八中离杨锦麟家近。要知道，现在看来不过区区小数的车资，当年杨锦麟全都靠自己去挣的。厦门溽热的天气让人筋疲力尽，木板房里，整个暑假，兄妹几个没完没了地糊纸盒，简单几个动作重复又重复，机械无趣，一边劳作，一边算计，然后变现，结果不过是一个学期的学杂费。

回到杨锦麟开学第一天。新生入学典礼设在校园宽敞的草坪上，这一天，阳光灿烂，照耀着祖国的花朵们，甜美的笑脸和炯炯的目光充满着期待。校长用宏大的嗓音致辞，一句接一句发问的声音，不等杨锦麟听清楚，整个操场，应声四起，好似“千营共呼”的军旅之象。就是这一幕，足以令初一新生杨锦麟欣喜，要说亢奋也不足为过了。

新校园、新环境、新老师、新同学，一切从“新”开始，这种情绪持续着，第二学期很快到了。

1966年，“文革”爆发。一天，学校发给杨锦麟一张加入红卫兵的申请表，要求他“如实填写家庭成员及政治履历、历史问题，不得隐瞒”。杨锦麟兴冲冲地赶回家报喜。奇怪的是，父母亲却没有想象的那样兴奋，祖父脸上掠过丝丝不安。

晚饭过后，父亲少有地关起房门，神色凝重，欲言又止。

不知道过了多久，父亲终于嗫嚅着把自己在单位被定性为“敌我矛盾”的事情告诉了杨锦麟——这个尚不满14岁的男孩。

日后看来，这实际上是一次成人间的谈话。

从此，杨锦麟面前的父亲不再伟岸。“也就是从那一刻始，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政治上的原罪，14岁花季少年，就这样戴上了原罪的铁镣，这副铁镣伴随我走上不断自责、努力赎罪的人生道路……”

1966年冬天，争取进步，争取和反动家庭划清界线是杨锦麟的头等大事。学校僻静的教研室里，由学姐学兄们带着，杨锦麟正在进行着一场伟大而神圣的事业：印制革命传单。工序本身不难，只要重复，杨锦麟很快掌握了，但每天满手油墨、昏天黑地地忙碌着，一想到校园内外红卫兵手里的传单是自己亲手印制的，狂热、亢奋才是要命，至于其他事情相比起来已显得毫无意义。

杨锦麟尽管依然不是“红卫兵”，却还在虔诚、积极地做着能够改造、洗刷自己的任何事情。他一直怀着一种刻骨铭心的希望。

那些日子杨锦麟很少与家人见面，几乎处于离家出走状态。没日没夜地印制传单，这也是他洗刷自己原罪的惟一方式。

所谓三年初中，实际上杨锦麟和同学们只接受了少得可怜的教育，而“老三届”集体却被创造性地称之为“知识青年”。“说我当时是知识青年，青年倒是很够格的（当时15岁），知识却不知在哪里。”像同时期的北京下乡知青王小波所说的，本该是读书的年龄，却天南地北地在北大荒开垦、在内蒙古草原牧羊、在云南挖坑、在海南岛割橡胶……只有再教育，才是他们惟一的出路。

历史在这里上演了滑稽、荒唐的一幕。

在大陆，按毕业时间计算，人们把1966、1967、1968三年的初、高中毕业生，统称为“老三届”。这在中国是有着特殊社会政治含义的专有名词，纪录着整个民族心痛的历史，代表着一个特殊的群体，因而也成为那一代人共同拥有的名字。杨锦麟属于“老三届”的尾巴，同样是亲历者。

明日请看：广阔天地，“小有作为”都谈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