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抗战

不幸的是，就在蒋梦麟组建的“新北大”刚刚开学之际，就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不久，日本侵略者又攻占山海关和承德等地，平津一带炮声隆隆，战云密布。为了救护受伤的抗日将士，北大师生成立了一所伤兵医院，蒋梦麟夫人亲自担任院长，组织教职员夫人和女学生充当看护。

通过抢救伤兵，蒋梦麟看到中国军队虽然缺乏现代武器，却勇于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抗外来侵略。他认为：“国军以血肉筑成长城抗御敌人的弹雨火海，主要的凭藉就是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使中国在漫长痛苦的8年之中愈战愈勇，虽然千千万万的人受伤死亡，中国却能始终连哼都不哼一声。我们虽然节节失利，却终于赢得战争。”除了愈战愈勇的中国军队之外，中国的大学堪称抗战胜利的精神堡垒，大学校长则是大家的精神领袖。在这方面，蒋梦麟的表现可圈可点，令人钦佩。比如1935年11月，蒋梦麟与北平各大学校长教授联名发表宣言，斥责冀东伪政府，反对华北“自治运动”。为此日本宪兵找上门来，“请”蒋梦麟去位于东交民巷的日本兵营进行解释。蒋梦麟毫无畏惧地深入虎之后，一个日军大佐居然想把他挟持到大连。面对这种危险局面，蒋梦麟冷静地说：“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

在这位大义凛然的北大校长面前，无计可施的敌人只好把他放了。事后，宋哲元将军因无法保护他而劝他离开北平，蒋介石也派陈诚前来表示慰问，但他还是留了下来。他说：“从民国19年到26年的七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在许多朋友尤其是胡适之、丁在君（文江）和傅孟真（斯年）协助之下，北大幸能平稳前进，仅仅偶尔调整帆篷而已。”他还说：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教学和学术研究的水准提高了。对中国历史和文学的研究也在认真进行。教授们有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同时诱导学生集中精力追求学问，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变为学术中心了。”

另外，曾经在北大法学院任教的陶希圣回忆说，当时北大“师生们的口号是‘在北平一天，当作20年来做’。”北平在上世纪30年代的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就是这样换来的。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大、清华与南开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三校校长同时担任常务委员，共同领导学校。

叶公超说，他们到长沙后，南开的张伯苓和清华的梅贻琦还没有到。有人怕三所大学在一起会产生同床异梦的矛盾；有人甚至说：“假使张、梅两位校长不来，我们就拆伙好了。”听到这话，蒋梦麟声色俱厉地说：“你们这种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要办一个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的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不能够因为张伯苓先生不来，我们就不办了。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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