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

长沙临时大学迁往云南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抗日战争中，三所大学长期合作，为中华民族保存了文化学术的火种，谱写了弦歌不绝的佳话。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有言：“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8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这一切，如果没有蒋梦麟的努力和坚持，是不可能的。这也正如叶公超所说：“整个抗战期间，大后方的高等教育没有间断，而能继续为政府培植人才，梦麟先生个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抗日战争中，中国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不畏艰苦的精神令人感动。费正清在战前就与梁思成夫妇结下深厚的友谊，战争中他再度来华，发现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极其恶劣，便想通过官方渠道请求美国政府援助。于是，一个叫做“中国救济联合会”的组织于1943年秋开始实行一项计划，其中包括以500—1000美元的现款帮助一部分有前途和有声望的学者去美国访问。“然而蒋介石获悉这一计划后，大概是以中国学者不应接受美国施舍为由，实际上予以否决了。”费正清认为，这是“蒋介石开始丧失民心”的一个原因，也导致“许多知识分子感到心灰意懒，一部分人将会死去，其余的人将会变成革命分子。”

对于这种状况，蒋梦麟非常担忧。费正清说，有一天“蒋梦麟于午饭前到我这儿来，我告诉他联合援华会遭受惨败之事。从外表看，他颇像梅贻琦———个子很高，身材消瘦，举止优雅，不过，他是个理智胜过情感的人。他们作为昆明高校的两位领袖，都是以其苦行僧形象著称的，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人物。蒋梦麟近来没有为北大做什么。他已困难到山穷水尽、唯靠典卖仅剩的衣物书籍而维持生活，他的夫人现在正在设法寻找工作，而他自己则回到昆明去担任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跟梅贻琦相比，蒋梦麟的经济境况还稍胜一筹。梅夫人化名找到一个工作，结果被发觉，只得中辍。”

他还说：“当蒋梦麟博士向联大教授们宣布美国联合援华会支援中国高校教授生活费用计划不能实施时，遭到了听众们的强烈抗议。他们认为，鉴于‘租借法案’和他们自己的极端贫困，接受美国援助根本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他煞费苦心，竭尽全力阻止教授们发表抗议文字。蒋梦麟说，真正的核心问题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骨干力量究竟能不能为了将来而被保存下来，中国究竟会不会在战争时期失去培育英才的教师队伍，从而陷于更大的混乱。他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所受到的损害已经极其严重了。”

这些话既表现出蒋梦麟睿智，同时也透露了他的无奈。也许正因为这种无奈，他才不得不把部分精力放在学校之外。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他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从此离开了他服务多年的北大。

明日请看：胡适两次当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