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阔天地，“小有作为”都谈不上

1968年夏天，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第一个高潮年中，杨锦麟初中毕业了。

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对杨锦麟和他的同代人“很有必要”，也是惟一的出路。

按照时间的划分，当年知青下乡大体分为三拨，第一拨是杨锦麟出生的1953年到1966年“文革”前夕，响应“缩小三大差别”的政治口号，城市青年主动或半主动下乡，作为青年学生在继续读书、做工、当兵之外的又一种生活选择，火热的“三大革命斗争实践”的感召是重要诱因。侯隽、邢燕子、董家耕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1968年至1971年，“文革”中下乡的知青，所谓的革命闯将——红卫兵，各地的总数约一千八百万人，半主动或多半被动，更像是一次强制性的人口大迁徙，范围波及全国。1969年9月，也就是杨锦麟下乡的第二年，仅仅20万人口的厦门，短短一个月时间，就“动员”了近3万人离乡背井，插队落户的地点是在闽西落后的边远山区。

下乡青年最后一拨是1972年至1979年的中学毕业生，那时的上山下乡运动政策有所改良，强制性的力度有所减弱。大部分的下乡地点由边远山区改为城市郊区，以集体农场取代星散的插队，注意给知青一些“大有作为”的用武之地……但这已经是杨锦麟弟弟妹妹们所经历的了。

杨锦麟被命运裹挟而去。

等待出发的那些天，杨锦麟全家在一片忙乱中无所适从，时间过去得很快。奇怪的是，那时的杨锦麟居然一点伤感也没有。

离别的这一天终于来了。“反革命分子”的父亲照例是没有资格送行的，只是在自家的门前，父亲好像若无其事地和儿子挥挥手，杨锦麟完全不记得他说了些什么，也许那一刻，他压根一句话也没有说过。至于妈妈，火车还没开动，就已经忍不住地偷偷抹着泪水。

而杨锦麟，却正在为莫名其妙的憧憬欣喜若狂。男儿有泪不轻弹，小资产阶级的多愁善感岂是革命战士的行为。一纸毕业证书算个什么，没有劳动者粗糙的双手，才是最可耻的。知青队伍中的每个人，手都捧着一双橡胶制成的“草鞋”、一套《毛泽东选集》，这才是最值得炫耀，最最珍贵的。

一声悠长的汽笛，车轮缓缓转动的时候，杨锦麟竟然不知该做怎样的告别，妈妈追着列车小跑，直到站台尽头。阳光依然照耀，妈妈、厦门、喧嚣统统被甩在了后面，渐渐消失；铁轨很亮，很耀眼，通到很远的无边……

杨锦麟的、一车年轻人的“成人仪式”就这样完成了。

依然伫立站台的妈妈突然想起，这天是儿子的生日。

杨锦麟刚刚满15岁。

杨锦麟接受再教育的地方是闽西古田。

初来乍到，杨锦麟先是在武平象洞联防大队司前生产队，尔后又辗转联防大队的径子耕山队，象洞林场。不停地变动，个中缘由，仍然是受“反动家庭”的连坐。这种循环往复的情势一直持续，直到他到1977年病退回城。

八年间，杨锦麟担水砍柴、插秧种地、烧瓦,炭、养羊放牛……那块土地上一切的活，他都干过，无一例外。凭着勉强混了三年的所谓初中，杨锦麟还当过农村小学的代课教师……回首“广阔天地”上的八年，杨锦麟觉得“小有作为”都谈不上，留下的只是恶梦一串。

明日请看：小学教师杨锦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