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知青队，杨锦麟属积极分子，在大队小学代课，还是“一打三反贫宣队”成员，白天协助割“资本主义尾巴”，他记得很清楚，三只鸭子属于社会主义范畴，三只鸭子以上，就是“资本主义尾巴”，大队书记白天带人下田下地割“资本主义尾巴”，晚上被抓来的“资本主义尾巴”，统统被宰了，煮了，打了牙祭。

“林彪事件”发生后，他是大队知青唯一一位听取中央文件传达的人。傍晚，杨锦麟回到农友的保管仓库时，一屋子满满都是大队男知青。一伙人聚在仓库里，等着杨锦麟回来，究竟是怎么回事，大家急于想知道。还有知青扬言，如果杨锦麟不照实说来，就把他灭了。

杨锦麟终于回来了。按照上级规定，杨锦麟没有传达的义务，也不敢乱说。于是，所有在场的知青发誓，谁要把杨锦麟今天说的事捅出去，先收拾掉他。事情到了这步，杨锦麟不说看来是不可能了，毕竟事关重大，怎么说才好。所幸杨锦麟记忆力超强，几乎倒背如流。但在当时，杨锦麟的口才表演纯属于泄密。

一般记载，“林彪事件”是从1971年10月中旬以后，由党内逐步向党外传开的。“文革”中对接班人林彪高频度的宣传，使很多人听闻“林彪事件”的机密，目瞪口呆，直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据说，当时还有个别人一时回不过神来，出现了反应性精神病。更多的人们包括孩子却因此牢记了一个外国地名：温都尔汗；知道了一种外国飞机：三叉机。对一个隐藏如此之深的阴谋家的揭露，也让那个年代的人充分体会到政治斗争的残酷，同时煽动起更多人誓死捍卫的坚强意志。

那个晚上，杨锦麟一口气“泄密”的结果，知青们仅存的一点理想期待几乎完全幻灭了，没有人再信誓旦旦表示，愿意为解放全人类而牺牲自己，献身捐躯了。整件事，让杨锦麟真正感慨的还在日后———“文革”后期，知青回城风蔓延，走后门、托关系，病退、困退、升学、招干，为了给自己争名额、保名额，知青们互相检举揭发，甚至无中生有，凭空捏造，“他人即是地狱”。在那个混乱的时期，人性的善恶、美丑、真假全部赤裸裸地彻底曝光，惟独这件事，大家不约而同，谁都没有再提起，好像从来不曾发生过。

难得一见的信守和承诺。

杨锦麟当小学代课老师的时间不长，但小杨老师的到来，让乡村的孩子们觉得世界变大了许多。杨老师很“外气（洋气）”，教起课来却很有趣，再难的课文，老师一讲立刻变得好懂又好玩。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赏识教育，那时的小杨老师每天用起来也是头头是道。

在乡村，杨锦麟第一次了解什么叫“复式教学”，他代的就是四年级、五年级合一的班级，半节课教的是四年级，半节课教的是五年级，一边布置课堂作业，另一边背诵课文，不亦乐乎。仅仅是“代课”身份，杨锦麟的语文课居然短时间内名声在外，当地公社还曾组织过其他学校的语文教师，专门听他示范作文课。

然而，幸福的光阴总是很短暂的，杨锦麟的代课教师生涯，因为自己被列入“可再教育好的子女”行列，不久就结束了。

从代课老师的讲台被赶回农场，杨锦麟的接受再教育变成了劳动改造。一天，他挑着大粪经过学校操场，孩子们发现后，一个个从教室里跑出来，把小杨老师团团围住，哭喊着要小杨老师回来教书。当着孩子们的面，杨锦麟流泪了。“那次，大粪特别臭，我印象非常非常深。”

应该说，当年所谓的初中毕业生杨锦麟的学识非常有限，但他的“诲人不倦”却滋养了和那块土地一样贫瘠的孩子们。

明日请看：待业青年杨锦麟